開幕式請到國立政治大學人文中心劉維開主任擔任致詞嘉賓。劉主任十分肯定團隊在近現代外交史研究上的努力與成果：自2009年發想成立迄今，長達約十年的活動期間，不但陸續出版了多本學術專書，本年度又通過科技部人文社會中心的審查，獲得一年期研究群計畫的補助，研究主題為「二十世紀東亞的戰爭、外交與國際互動」。

專題演講部份，本次會議邀請到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兼任研究員張力教授主講，講題為〈外交史研究的新趨勢〉。張力教授為國內研究國際聯盟的專家，其撰寫的專書《國際合作在中國：國際聯盟角色的考察，1919-1946》，素來為研究國際聯盟的重要典範。近日張力教授受邀赴日本，參與國際聯盟議題的研討會，與諸多日本知名學者進行交流。因此，在本次會議上，張力教授乃選擇綜整目前有關國際聯盟研究的新趨勢，以及其與外交史研究之間的相互關連，做深入的引介與分析。

論文發表的場次一「亞太地區的強權角力」，包含兩個主題：其一是從南海問題張力來探討中國海權擴張後與東南亞國家之間的互動；其二則是從從霸權交鋒的角度，來分析二戰後中蘇關於東北接受問題的角力。

主題一發表人為國防安全研究院中共政軍研究所黃宗鼎助理研究員，論文題目為：〈南海張力：中國東協於南海仲裁公布以來之協商〉。黃宗鼎認為當前美中貿易戰方興未艾，中國與東協關係益趨密切。在中國急需東協市場，並銳意反制美國印太戰略的同時，中國東協於南海之協商，更成為中國兼顧區域內外「兩個大局」之下的主要交集。東協素以「共識決」自豪，惟歷來東協外長之南海聲明，適足說明東協對中國態度之分歧，以及所謂「共識決」動輒係以模糊性之文字來達成。經本文研討，可知自南海仲裁公布以來中國東協之南海問題協商，無論是透過中越、中菲之雙邊途徑，抑或是藉由中國東協集體協商「準則」之路線，俱有相當之開展。這等走向於我國國家利益而言，實不無威脅。特別是中菲合作開發南海油氣，以及「準則」或將催化南海「半封閉化」及經濟利益「沿岸國化」等態勢，皆可能持續弱化我國在南海之權益與地位。故黃宗鼎建議我政府似應加大情資蒐整並儘早制定對策為宜。

主題二發表人為莫斯科大學歷史系黃家廉博士候選人，論文題目為：〈1945年莫斯科談判:國家尊嚴與國家安全的張力平衡〉。黃家廉評估《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符合蘇聯與中華民國基本利益，但從雙方致力追求國家安全和國家尊嚴的角度，中蘇條約並不完美。中華民國除喪失外蒙古宗主國之地位外，在東北實際租借旅順予蘇聯，並與蘇聯共同管理大連和中長鐵路，背離主權、領土和行政完整的目標；蘇聯則沒能完全掌控旅順、大連和中長鐵路，僅能就戰時擴張權力，未確保東北成為遠東國家安全之軸帶。再者，《中蘇友好同盟條約》雖可視為中蘇邁向友好的象徵，但實際反映中蘇關係卻是莫斯科談判的過程。談判過程顯示中華民國與蘇聯互信不足，並且在國家尊嚴與國家安全政策的嚴重衝突的情況下，懷疑提高衝突，衝突降低信任，中蘇遂在此影響下進行東北交涉。

場次二的「亞太水域的海權張力」，也有兩個發表主題：其一是從合縱與連橫的思維，來檢討中美海軍共同防衛臺海計畫中的空間變遷；其二則是探究二戰後「小笠原返還」過程中所牽涉到的海權力學。

主題一發表人為國立金門大學建築學系袁興言副教授，論文題目為〈合縱+連橫：韓戰以後中美海軍共同防衛臺海的空間張力變遷〉。袁興言爬梳韓戰時期中美協同防衛臺海地區作戰計畫的相關會談紀錄之後，以最新解密之國防部門史料，補充過往本地區冷戰史研究的一些史料空白，從而理解中美雙方自1950年至1954年7月終於簽訂共同防禦條約以及制定樂成聯盟作戰計畫之間的對立、讓步、波折及共識過程。其次，也以空間觀點來重新認知本地區的歷史變遷：美方眼中的，在1950年海峽中立時期，曾經是準備迫使我方棄守的西岸殘土，在朝鮮半島被中共痛擊造成重大傷亡的半年震撼之後，至1951年，此地的各項條件則成為秘密配置韓戰第二前線的最佳戰區，自此以後，東亞國際冷戰對抗的空間關係，由原本南北第一島鍊構成合縱前線，在臺澎地區又發展出一股越過海峽向西突出的連橫戰線。由於冷戰張力體系以此地為軸鈕，自此，戰略價值與領土地位爭論不休的中華民國外島地區從而誕生。

主題二發表人為南臺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楊子震助理教授，論文題目為〈「小笠原返還」過程中的海權力學〉。楊子震分析，小笠原群島交付聯合國實施託管，但在該提案獲得通過前，美國則繼續對小笠原群島及所屬居民與所屬海域得實施行政、立法、司法之權利；就該時期的法律地位而言，小笠原群島與琉球群島並無相異。之後美、日間締結「小笠原歸還協定」，小笠原群島正式回歸日本。惟至今美國海軍仍得以與日本自衛隊共同利用位於該群島的硫磺島（Iwo Jima）實施軍事訓練。現今美國在印度-太平洋地區的利益，隨著美國與中國間的角力而日顯重要，基地等軍事部署則為美國展現意志的重要手段。中韓間的薩德反飛彈系統（THAAD）部署問題、美國及其盟國在南海執行的「自由航行」任務皆為此種張力的體現。若以「基地帝國」等分析視角，討論「小笠原返還」的政治過程及戰略意義，進而與「沖繩返還」相比較，當可明確東西冷戰背景下美國及日本的外交決策機制及其中的「海權」力學。

場次三的「日本在亞太地區的擴張及其反思（一）衝突現場」，本場次乃是從一戰後中國反日運動的大歷史背景著手，重新審視中日衝突事件。主題一選擇從中國的視角，探究北洋政府如何因應與處理涉日案件的外交交涉，而主題二則是從日本的角度，分析在中日衝突與反日情勢影響下，日軍如何保護在華僑民。

主題一發表人為臺北市立南湖高中歷史科教師蔡振豐，論文題目：〈1919年中日交涉「寬城子事件」之研究〉。 蔡振豐認為「寬城子事件」的過程及結果，對於研究歐戰後的中日外交應頗具意義。因此，如果外交史視角切入觀察，藉由梳理中日兩國外交檔案及相關史料，可以嘗試重建並審視本案的背景、交涉經過及完案結果，以廓清中日談判的各自考量何在。而綜觀此案交涉過程，北京與日本政府均堪稱理性，避免讓「寬城子事件」擴大成中日間矛盾，雙方各自為維護本國顏面與權益而據理力爭。就結果而言，外交部與張作霖主導下的中央及地方談判，不僅錙銖必較設法爭取平等地位，更將對日致歉與賠償的條件成功降到合理程度，可謂盡力維護了國家顏面與權益。

主題二發表人為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研究生朝野嵩史，論文題目：〈1923年長沙案與保護日本僑民〉。 朝野嵩史認為關於近代中國保護日本僑民的研究，仍未引起學界的注目，研究成果也比較少，主因可能有兩個。第一，過去在臺海兩岸的中國近現代史研究深受「民族主義」以及「革命史觀」的影響，不斷強調排日或反日運動的歷史意義。在這種研究環境之下，保護日本僑民的議題一直被中國民族主義遮蔽而忽略。第二，保護日本僑民政策長期被中國方面視為日本侵略中國的藉口，因此兩岸學界並未重視保護僑民的研究。但隨著時代的發展，過去的民族主義史觀受到了批評與修正。基於以上問題意識，朝野認為，透過長沙案的研究，除了可以探究日本政府以及日本駐華使領館的護僑政策之外，也可以反思中國政府在排日輿論與護僑責任的壓力下，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

場次四的「日本在亞太地區的擴張及其反思（二）外交觀察」，本場次的兩個主題分別為：一是從北洋時期的胡惟德使日活動，探究一戰後中日互動高張力下的緩衝因子；二是從英國視角著眼，分析中日戰爭初期日軍在華的攻勢動態，以及可能的外交措施。

主題一發表人為國立臺中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任天豪專案副教授，論文題目：〈高張力下的緩衝因子——北洋時期的胡惟德使日〉。任天豪認為胡惟德此類第二代外交官，於新時代裡的定位，乃是從外交前線退位，但依其輩分給予穩定後勤的時代需求。但由於外交局勢瞬息萬變，正當日本走向協調之路、中國則受民族主義洗禮，及推動聯美路線，胡惟德此一實務資歷完整、外交輩分又高的「老外交官」，即使能力有所不及，仍不無「有用」之處。對內，面對中國長期缺乏駐日使節的窘境，胡惟德的出使有效解決了此一難題；對外，胡惟德的聲望足以安定日本的對華疑慮，且因其與顏惠慶的關係尚佳而能與顏配合。於是在此民族主義風潮熾烈的張力下，胡惟德便即成為別具價值的「緩衝因子」，完成其在外交前線的最後一次出使任務。

主題二發表人為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文化研究所應俊豪教授，論文題目：〈紙上談兵：抗戰初期英國對日軍進攻上海的觀察與因應對策〉。應俊豪分析，英國外交部部份官員試圖從國際法、國際公約、中外條約、國際慣例等視角，來檢視日本出兵上海的行動，不啻有些緣木求魚，與現實嚴重脫節。縱使論證日本出兵上海違背國際法與公約，但在缺乏有效的武力制衡手段下，再多法理上討論與究責，充其量不過是紙上談兵罷了。但是更具探究意義的是，即使只是紙上談兵之舉，英國外交部竟然亦持保留的態度，而其考量重點，並非立基於法理上的爭辯是否有成效，而是擔心此舉可能會觸怒日本，影響到英、日關係。換言之，英國外交部終究可能只想在不刺激與挑釁日本的前提下，盡力確保上海的安全與在華的商貿利益。而這樣的立場，或許也預示了英國對於日本在華擴張行動的姑息傾向。

第五場次的「近代中國海權伸張的嘗試」，同樣有兩個主題，其一為研究晚清時期，兩廣總督張人駿如在捍衛中國海權上所做的努力；其二則從分析北洋政府時期中國如何利用一戰與俄國革命之機，派出軍艦涉入東北亞事務，並由此開啟中俄松花江航權談判。

主題一發表人為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許峰源研究員，論文題目：〈晚清兩廣總督張人駿捍衛中國海權的努力〉。許峰源認為清末中國海權意識正處於萌芽階段，常透過外交事務的交涉，捍衛中國權利。惟許多地方外交衝突緊急，北京外務部必須透過地方督撫調查實況，充作對外交涉的參考意見，甚至委由督撫直接在當地交涉外交事務。近代以降，兩廣地區涉外事件不勝枚舉，兩廣總督也被賦予愈來愈多的外交權限。是以，兩廣總督個人外交理念、權術處、國際觀備感重要，這些要素往往成為左右外交事務談判、捍衛中國主權成敗的關鍵。1907年至1909年，張人駿擔任兩廣總督期間，恰逢中日島嶼主權、廣東領海權爭議接踵而起，肩負起重大交涉責任。而從二辰丸案交涉、東沙島主權的收回、西沙群島主權宣示，以及中葡澳門界址爭執處理等，均可見證張人駿捍衛中國海權所留下的歷史紀錄。

主題二發表人為漢學研究中心黃文德編輯，論文題目：〈歐戰後中國海軍與中俄松花江航權談判〉。黃文德認為近代中國因對發展自西方的國際法觀念未臻成熟，因此喪權辱國之外交案例，叢出不窮，但中國政府在交涉的過程中也逐漸了解到透過修約與情勢變遷原則，試圖爭奪喪失之主權。關於歐戰前後之東北航權問題，在1900年庚子事件以後，至1917年之間俄國憑著軍事暴力控制了中國東北松花江出海之航道與航權，長期以來華籍航商始終無立錐之地。但1917年俄國革命改變了鐵板不動的東北航權問題。為了解決航權問題，中國以無約國方式處理俄國航商到港問題，換取俄國遠東共和國同意華船行駛至阿穆爾河出海口---廟街。在交涉過程中，中國政府中央曾以海軍艦隊自廟街入江挺進松花江流域，並試圖提高華籍航商資本力量，將該水域航權國際化，以引來美國等國力量降低俄國與日本的阻饒，最後在1922年以地方名義簽署暫時協議，以達維護國權之目的。

第六場次的「亞太地區的國際互動與張揚」，本場次的兩個主題為：一從是經濟史的角度，研究二戰後臺灣與韓國間的產業交流與國際合作；二則是從近代以來中國海軍的出訪活動，來探究海軍敦睦艦隊與中外友誼交流之間的關係。

主題一發表人為國立陽明大學人文與社會教育中心洪紹洋副教授，論文題目：〈「南南合作」下的產業分工：以1950-1960年代臺韓間的政經交流為例〉。洪紹洋認為從地理位置來看，戰後臺灣與東北亞國間的連結以日本與韓國為主，故嘗試以日臺經濟研究為基礎，接著對臺灣與韓國間的經濟往來進行考察，冀望未來再運用日本對韓國的經濟交流研究成果，勾勒出臺灣對東北亞經濟關係的全體像。首先就臺灣與韓國間的貿易觀之，雖言戰前兩地同為日本的殖民地，但兩方間的物資交流不高，1950年代韓國無力供應臺灣所需多數物資時，臺灣對韓國貿易呈現出超現象，成為兩地易貨貿易實現的不利因素。其次，在所謂的經濟外交層面，若放在外交訪問團對外出訪時承諾的經濟合作，進一步對本地產業帶來的連結性影響，或能看到政府欲促成與南韓與臺灣兩國國內產業間的連結時，未必關注到本地下游產業對原料種類的需求。至於臺灣與韓國於爭取國際組織參與之席次時，顯現出與越南三國間的密切關係。實際上，當時三國均面對處於與共產黨對抗的分治背景，在政經與外交上呈現緊密的連結關係。然臺灣、韓國、越南間的連結關係，亦有待未來進一步釐清，以了解臺灣在冷戰背景下與東北亞和東南亞間的經濟連結策略。

主題二發表人為南開大學歷史學院王文隆副教授，論文題目：〈敦睦艦隊的開始〉。王文隆認為以往關於冷戰時期的軍事史，關注於對立和戰爭的比較多，提及友好往來和技術交流的比較少，故選擇就中華民國敦睦艦隊的開始進行探索，討論1953年首度敦睦艦隊訪菲之舉，終於敦睦艦隊的常態化，藉此窺探在冷戰大局之中，國際關係與軍事交峰的張力之下，透過軍事互訪而創造的友善與美好。尤其對臺海兩岸來說，從韓戰行將結束前的東山島戰役到第一次臺海危機，臺海兩岸的張力卻加深，也使得臺灣當局不得不將注意力回歸到防務上，維持高階軍官與智庫的互動，但減少了以成建制之軍事單位互訪的活動。而或也是為了避免對東南亞各地正在推展的國族建構帶來刺激，以及在防務調度的安排下，於派遣軍事單位出訪時，臺北當局也更為審慎，直至中國大陸爆發文革，自顧不暇後，才重啟敦睦艦隊出訪。國際衝突與軍事交鋒的張力之下，也有敦睦互動的一面。

大會的尾聲，在閉幕式的時候，則由研究團隊歷任執行秘書王文隆、任天豪、陳立樵與應俊豪共同主持。各位執行秘書均認為研究團隊能夠維持長達十年的學術活動，每年舉辦一次學術研討會、出版一本學術專書，除了歸功於政大人文中心周惠民主任、劉維開主任、李素瓊助教、蕭淑慧助理等的大力協助，以及成員們長年來的耕耘與努力外，更重要的還有國內外外交史研究師長們的提攜與指導，包括張啟雄教授、張力教授、唐啟華教授、川島真教授、吳翎君教授等前輩學人。十年磨一劍，邁向第11年度的冶史長路，在臺灣具有學術自由的特質下，期許團隊堅持向前，開創研究新氛圍。

閉幕式由團隊歷任執行秘書：王文隆教授（左一）、任天豪教授（左二）、陳立樵教授（左三）、應俊豪教授（右一），代表致贈簽名海報予張力教授（右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