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幕式同樣由國立政治大學人文中心主任周惠民教授擔任致詞嘉賓，周主任讚許本研究團隊豐碩的研究成果，尤其採用史料閱讀與分析的研究方法，對中國外交的發展有了相當深入且有廣度的觀察，例如擺脫被帝國主義侵略的心態，但其實中國外交有自身的秩序，外交人員也試圖在維護自我權益之下，盡力在主流國際外交遊戲規則中找到適合發展的路線。周主任也說道，本團隊的研究可引古鑑今，提供不同的思維，期許本團隊繼續發展，人文中心未來也將持續做為學術平台的模式予以協助。

第一場次的探究主題為「秩序變遷的外交」。國防安全研究院中共政軍研究所助理研究員黃宗鼎，發表〈中國與東南亞宗藩關係之發展與終結：蘇祿、南掌、緬甸、暹羅的個案〉。本文以清代宮中檔奏摺及軍機處檔摺件為主要徵引文獻，主要論述《清史稿》曰藩屬之繫於國，藩籬撤而堂室危，並以《左傳》天子守在四夷，「詎不信哉？」一語，為屬國作傳開宗明義。有鑒於四夷不在，天子難守，殊為清朝覆亡之一項重要層面，本文將就東南亞藩屬如何「不在」，即言宗藩關係如何不復存在之過程，加以梳理，以對東亞國際關係典範之移轉，獲致更為細緻之觀察。黃宗鼎繼清越宗藩關係終結一文之研討後，擬接續討論清朝與其他東南亞藩屬關係之終結。本文試圖探究越南以外，即非中華體制的其他東南亞國家（蘇祿、南掌、緬甸、暹羅），其終結與清朝宗藩關係之模式，究竟該等案例之個殊性如何？與清越宗藩關係之終結相比，是否因政治文化有別而存在差異性？

第二篇論文作者為天主教輔仁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蕭道中，題目為〈共黨擴張的陰影：1950年聯合國大會的西藏問題〉。蕭教授提到，1950年10月，在韓戰正酣的背景下。中華人民共和國出兵西藏，這一中國內戰與政權更迭的延續事件發生在東亞冷戰軍事衝突的高峰時刻。北京的行動在某種程度上被視為類似北韓對南韓的入侵，是共產主義的另一個擴張侵略行動。西藏問題因此受到注意，也成為西方反共宣傳的一部分。西藏政府向國際社會的訴求獲得部分支持，使西藏問題在1950年聯大第5屆會期間受到了討論，並一度有正式提案交聯大討論的呼聲。不過西藏的問題錯綜複雜，它與中國間有著難以釐清的宗主關係，而與西藏問題關係密切的英國與印度又不願在此時得罪北京，以避免北京出兵朝鮮半島，引出更多事端。西藏問題因此雖然被討論，但始終沒有正式登上當年聯合國的議程中。

第三篇為浙江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尤淑君的〈邵毓麟與1950年代中韓兩國的合作和衝突〉。尤教授的研究指出，邵毓麟是首任中華民國駐韓大使，不但有日本留學經歷，長期在侍從室擔任秘書，頗受蔣介石賞識，又曾任韓國臨時政府特聘顧問，參與韓國獨立運動的宣傳工作與內部調停，與韓國政界人士交往甚深。由於美蘇冷戰格局的形成，使朝鮮半島分裂為南、北韓兩個民族國家。邵毓麟赴韓就任公使之際，正是國共內戰一敗塗地之時，蔣介石欲借南北韓對立的緊張局勢，與菲律賓、韓國合作，組成太平洋反共聯盟，爭取美國的信任，並在韓戰開始後，蔣介石多次表示協助韓國之意，欲派兵助戰，達到反攻大陸之目的。本文探討邵毓麟的大使角色、駐韓情形及其在韓國發揮的影響力，並指出蔣介石的反共聯盟策略雖因美國反對而功敗垂成，卻讓中華民國爭取到遠東諸國的合作，也獲得美國輿論的支持，讓美國不得不將臺灣納入到東亞安全防禦體系之內，讓中華民國得以在臺灣存續發展。

第二場則聚焦討論「另類模式的外交」。第一篇發表人為國家圖書館漢學研究中心學術交流組編輯兼組長黃文德，探究〈日俄旅順攻防戰前後的難民問題（1904-1905）〉。他從史料之中看到，1904年2月日俄在中國東北開戰後，遼闊的大地處出現大批包括中國、俄羅斯、日本、朝鮮等不同國籍的難民。為了解決難民問題，中、俄、日政府以及國際社會紛紛採取策略解決。在9月遼陽會戰後，日軍專注於準備旅順總攻擊，惟戰事膠著，1904年12月5日日軍攻陷旅順203高地前，隨之而來的一場戰爭、二國交戰、三國難民、多邊交涉的問題，迫使中國政府必須聯合國際社會採取更積極的外交策略，一方面執行外交中立，一方面則透過國際組織協助，結合過去不熟悉的戰地人道救援觀念，化解圍城下的恐慌與不安，而這也直接穩定中國政府在東北之主權。

第二篇則由南開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王文隆發表專文〈一戰的中土關係〉。中國「東亞病夫」與鄂圖曼土耳其帝國「近東病夫」向來沒有接觸，也沒有建交。但土耳其自19世紀末起，以伊斯蘭教領導者的姿態，在中亞掀起了「泛伊斯蘭主義」，希望穆斯林支持土耳其，讓土耳其強大。另外還有「泛土耳其主義」，希望說土耳其語的人也來支持土耳其的強大。這樣的情況，稱為土耳其的「雙泛主義」。新疆有很多穆斯林，所以在上述的氣氛之下，便構成了「雙泛主義」對中國主權的衝擊。在一戰期間，土耳其為德國盟友，而且還希望所有穆斯林參與戰爭，作為伊斯蘭的聖戰。中國是中立國，但當時新疆省長楊增新必須防範新疆穆斯林參與伊斯蘭的聖戰，所以積極查緝可能煽動戰爭情緒的土耳其人，也限縮土耳其人進入新疆的機會。原本北洋政府也以對待無約國國民的方式，保障在華境內土耳其人的權益，但在中國對德宣戰之後，也就改變過往的政策導向。

第三篇為天主教輔仁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陳立樵的研究：〈戰後到蘇伊士運河戰爭之間的臺灣對伊朗動向的觀察（1949-1956）〉。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建交的中國與伊朗，在戰後都面臨了共產勢力的威脅。中國的國共對立已經無法收拾，1949年中華民國政府遷至臺灣，與中國共產黨的大陸形成兩個中國的對峙局面。伊朗則是在1941年遭到英國與蘇聯的軍事佔領，儘管兩強協議在戰後6個月內從伊朗撤軍，但蘇聯在隨後逐漸取得戰爭優勢的時候，撤軍的協議便已不再是蘇聯所重視的條件。伊朗向聯合國提告，而美英兩強也催促著蘇聯撤軍。然而，當50年代眾多國家承認中共之際，例如西亞地區的埃及、敘利亞、阿富汗，使得台灣也擔心伊朗也會承認中共。巴勒維國王雖一再向中華民國駐伊朗大使聲明無意承認中共，但仍保持對蘇俄的聯繫。即使在1955年伊朗也參與了中部公約組織，也就是作為西方所謂的自由世界、圍堵共產勢力陣營的成員，巴勒維國王還是有出訪蘇俄的行程。臺灣亟欲確認伊朗的立場，而伊朗一再表明不會向蘇俄靠攏、不承認中共，卻也沒切斷對蘇俄的關係。隨後又1955年埃及總統納賽爾主導反帝國主義的運動，背後有蘇聯支持，1956年爆發的蘇伊士運河戰爭，更令臺灣深怕蘇俄的影響力滲透到伊朗，致使伊朗承認中共。臺灣一直擔憂失去伊朗這個同為亞洲的邦交國，即使蘇伊士運河戰爭結束，仍舊是處於恐慌與不安之下。

第三場論文發表的主題為「另類模式的外交」。本場邀請到了金門大學建築學系副教授袁興言，發表〈韓戰期間美國重新軍援中華民國政策變遷：以台海空間為分析視角（1950-1953）〉，回顧美利堅合眾國（以下簡稱美國）援助中華民國（以下簡稱我國）的歷史，項目非常複雜。本文研究時空以韓戰爆發以後的台海地區為主，則專注於軍援部份的討論。1950年6月25日韓戰爆發，27日美國杜魯門總統聲明第七艦隊執行台灣海峽中立命令，7月31日美軍駐日最高司令官及韓國地區聯合國軍總司令麥克阿瑟來台北，我國國防部同日以「中國國防部對中國國軍與美第七艦隊共同保衛台灣協同作戰計劃之意見」提交美軍代表團，開始會商中美聯合台海地區防衛計畫。8月13日，美方將「第七艦隊為阻止台灣澎湖被侵作戰計劃」轉交我方，我方經正式諮詢特種技術顧問團長柯克退役上將，於8月22日在台展開中美軍事會議討論，會後，8月23日我國國防部以備忘錄致美方，提出「內防區域」以外之外島及大陸沿岸自由行動準則問題。至1951年2月23日在台舉行中美軍事會議，美方同意取消「內防區域」，但尚有美方提出環島五浬及外圍島嶼通航走廊、共軍攻擊台澎行動定義與美第七艦隊開始行動時機等未決事項。在以上未決事項得到中美雙方取得共識之前，1951年2月，屬於美國情報部門機構的西方企業公司成立，並隨即開始以外島為基地，開始在大陸沿岸及沿海實施各種軍事及情報行動，開闢第二戰場以牽制共軍，至1953年7月韓戰停火為止。本文一方面釐清1950年6月韓戰爆發至1955年3月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生效，美國軍援台海的正規與非正規部隊的活動地域及變遷狀況，另外也企圖以此理解各項時空因果關係。

第二篇為臺中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任天豪所發表的〈引人疑慮的盟友──從體育外交角度檢視1950年代的中華民國對日態度〉。任教授認為，「體育外交」雖非常規性的外交行動，卻是現代國際社會中常見的往來形式。利用大型國際賽事表達國家或政府態度、主張之事例，同樣屢見不鮮。惟華文史學界對涉及體育或國際賽事的外交事務，歷來較乏研究；對體育是否構成外交行動中的思路，或藉由體育展示外交實力的成果評估，亦均少有探討。尤其在影響東亞數十年的冷戰時期中，兩岸政權在爭正統思維下的外交競逐，遍及各類正式或非正式場合，體育賽事自然也不例外。1958年東京亞運雖已係第三屆的亞運，大致已是步上軌道；然就兩岸「中國」的角度來說，卻是歷經1952及1956年兩次奧運的出賽之爭後，「中國代表權」首度需在亞洲體育賽場上展開競逐的國際賽事。尤其在此賽會之前，便已多次傳出中華民國之東亞首要盟友日本，意欲加強其與中共各式交流之說。故日本是否當真支持中華民國身居「中國代表」，乃至其有無可能導向中共而令中華民國更加受挫，均是中華民國必須面對的潛在危機。且該次亞運對於中華民國而言，亦更是衡量日本對己態度、釐析自身冷戰及內戰策略的重要機會。本文期以《外交部檔案》等相關檔案做為主要史料依據，分析當時中華民國面對此一情勢的舉措，並進而探討「體育外交」一說，在中華民國當時外交事務中的實踐情形。

第三篇是政治大學雷震研究中心專任助理鄭巧君的文章：〈從國際影展看中華民國的外交關係──以坎城影展為例〉。中華民國於1960年代的外交關係，在與美國的利益協調、以及在中共不斷外向拓展外交空間的情況下，不斷在國際場合中重申中華民國的反共立場以及兢兢業業地維繫與各邦交國的合作關係。在1960年代，中華民國參與各國際影展，不只是為了電影產業的出路，更是為了向外宣傳中華民國的國策、以及維護與該影展舉辦國的邦交關係，簡而言之，參與國際影展的政治意義重於商業價值。本文旨在從中華民國在1960年代所參與的國際影展中，來看當時的中華民國是如何向外推廣及建立國家形象、如何連結國與國之間的關聯，進而審視其最終的成效。

第四場次論題焦點為「動盪之後的外交」，扣合本次大會的主題，在恐慌與不安之後，需要直面處理的歷史狀況。海洋大學海洋文化研究所教授應俊豪發表〈不安的躁動：一戰後美國對日本在華野心的觀察與疑懼〉一文，主要討論的是一戰後的美、日關係，相當的詭譎多變。從戰時攜手對德作戰的盟邦，到巴黎和會上的爭鋒相對，以致於美國推動召開華盛頓會議，打破英日同盟，削弱日本的國際地位，並間接迫使日本不得不將視為戰爭利益的山東利權歸還中國。美國針對日本的強勢作為，開啟所謂的凡爾賽華盛頓體系，也確立中國門戶開放政策，以尊重中國主權與領土完整，作為日後列強對處理中國事務的基本原則，從而制約了日本自一戰起即積極擴張在華利益的企圖。然而，必須注意的是，在上述國際形勢劇烈轉變的過程中，究竟什麼原因促成美國在中國事務上，選擇採取較具針對性的強硬立場來處理對日本的關係？自1919年巴黎和會上的諸多不愉快起，到1921年底華盛頓會議召開前，這段時間內的美日關係，究竟發生何種變化？過去研究成果比較偏向從國際政治與現實利益的大歷史的角度切入，例如美日兩國爭奪中國市場與資源，以及競逐太平洋海權的主導權等，來反思一戰後的美日對抗，以及其如何最終促成了二戰時的戰爭對決。不過，本文則計畫從完全不一樣的視野著手，試圖從報紙輿論的面向，來觀察一戰後美日兩國在中國事務上的互動關係。特別是美國如何評估分析日本藉由操控報紙輿論為手段，來達到外交之助的作為。而在這樣的外交輿論宣傳戰過程中，一方面兩國在華人民恐不可避免受到報紙輿論的煽動與刺激，加深彼此的惡感，甚至引發了流血暴力衝突事件，進而反饋到外交事務上；二方面美國政府也可能透過報紙輿論的論戰與互動，逐漸認識到日本對華的侵略本質，從而決定採取較為堅定的立場，來重新調整與日本之間的關係。

臺北市立南湖高中教師蔡振豐發表的〈北洋視角下的一戰餘波：以1920年  中義交涉華乙船案為中心〉，探討中國於1917年8月初對德奧宣戰後，依循國際法慣例捕獲並徵發領海內14艘德奧籍商船，俟更名後再轉租其中12艘船給中外華洋。捷克政府於1919年底承租其中原屬奧船的華乙號（HWAH-YIH）運兵返國，孰料於1920年2月航抵義大利脫利斯脫港時，突遭義國船公司控告侵權，旋被當地商航裁判所下令扣押，中義捷三國政府遂為該船深陷外交僵局的糾葛。推究華乙船案之所以產生的癥結，係源自歐戰後國際法發展的未臻成熟，以及歐洲各國版圖重劃出現的產權移轉紛擾所致；而中義兩國政府對此認知與定調不一，北京政府認為本屬國際交涉糾紛應由政治解決，義政府則堅稱純屬司法問題拒絕政治干涉，雙方外交往來交涉幾達三個月且僵持不下，亦引發了中國民情輿論的日益關注與國民外交的介入。華乙船案在1920年的中國外交界與社會輿論曾引起一陣波瀾，惟惜本案迄今仍鮮為人知，目前北洋外交史領域就筆者所見，仍未有過相關的學術研究進行探討。

在四個場次的論文發表結束之後，此次會議也安排了研究群的成員張齊顯，現於臺中的弘光科技大學通識學院任教，發表於2018年由博士論文改寫且出版的新書：《戰後美國對華經濟之援助：經濟合作總署中國分署之研究（1948-1952）》。本研究從兩部分著手，一是中華民國政府在1949年遷臺之前，在中國內戰狀況及美國有意停止對華援助下，美援經濟合作總署如何對華援助，以及提供各項援助建設的看法及建議；二是在中華民國政府遷臺之後，該總署如何將援華工作轉移至臺灣，以及對臺灣百廢待舉的情況帶來什麼樣的助益。本研究描述經濟合作總署成立前的美國對華經援，例如戰後援助單位「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的援華情形，進而分析1948年美國援華法案的通過及經合署中國分署的成立，包含了美國國會本身政策的決議，還有中國遊說團體、中國分署之成立、組織人事之背景。而中國分署也提出經濟復興計畫，分有工業復興及農村復興，尤其是有關「善後類」物資的使用。此外，1949年美國決議將馬歇爾援華計畫移植到臺灣，但問題在於1950年韓戰爆發導致難以延續。

閉幕式邀請到東海大學歷史學系唐啟華教授致詞與主持，回顧自2010年至今所舉辦的9場外交史年會，以及其後各會議論文經審查修定後正式出版為學術專書，自成體系，除了研究群成員的努力之外，也得感謝政大人文中心周惠民主任的支持，還有李素瓊助教的協助，讓本研究群在籌辦會議一切順利，漸次累積相當的學術動能及研究優勢，奠定了一定的學術界社群聲量。近10年的過程中，也很榮幸邀請到日本學者川島真教授、中國學者茅海建教授的參與，以及更多國內前輩學者的引導及提點，本研究群的成長脈絡，亦可謂臺灣中國外交史學界的傳承縮影。盱衡當今局勢，在各種因素交互影響下，隱然呈現中國史研究在臺灣邊緣化、外交史在全球學術界也邊緣化的現象，本研究群正在對抗這樣的「地心引力」，凝聚各成員們的學術潛能與研究火力，以自身為起點，進而成為亮點，向外擴及。在臺灣具有學術自由的特質下，期許團隊堅持向前，開創研究新氛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