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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位置 首頁 > 現代中國的形塑研究計畫> 中外關係與近現代中國的形塑> 學術活動> 【活動】2018/02/02「和戰之際的清末外交」研討會會議紀實
計畫簡介成員介紹學術活動
中外關係與近現代中國的形塑


【活動】2018/02/02「和戰之際的清末外交」研討會會議紀實
2019-02-20
由國立政治大學人文中心與「中外關係與近現代中國的形塑」研究群主 辦;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中華民國外交部協辦之「和戰之際 的清末外交研討會」,於107年2月2日(五)假國立政治大學社會科學 資料中心數位展演廳舉行。此為該團隊連續第8年辦理之年度研討會, 在中國近現代史學界已逐漸累積一定的可見度。本次大會特別邀請到澳 門大學歷史系特聘教授茅海建進行主題演講,與青年學者交流,激發多 元思考。並由東海大學歷史系系主任唐啟華擔任主持人及與談人,成就 了另一種龍與獅的對望。當天與會人數近60人,共分為四個場次,分別 從人事處理、中日關係、陸海邊疆與外交變革,切入討論清朝在面對和 戰之間的內外局勢與應變處理,或可有以史為鏡、鑑往知來之效。

開幕式邀請到國立政治大學人文中心主任周惠民擔任致詞嘉賓,人文中心向以做為跨領域的學術整合平台為初衷,從旁見證「中外關係與近現代中國的形塑」研究團隊一路以來的成長,對於臺灣從事中國外交史的青年學者自主集結並凝聚研究動能的學術熱誠極為認可。對於此次的大會主題,周主任也提到清史的研究現在並非顯學,因而相當肯定本會議有關清末外交方面的研究與討論,也期待研究群所有青年學者繼續努力下去。同時周主任也特別感謝陸籍學者茅海建與會,給予團隊所有青年學者相當大的鼓勵。

主題演講則邀請到目前在澳門大學歷史系的特聘教授茅海建,講題為「知識的差異:馬戛爾尼使華與劉學詢、慶寬使日」,茅老師所定義的「知識」是「外國知識」。1793年馬戞爾尼使節團來到中國之前,做了相當多的功課,對中國、東方有相當程度的認識。同一時期,中國人謝清高的《海錄》是隨著商隊在外貿易的紀錄,提到了英國、普魯士。但這樣對外界的認識,在當是並沒有受到朝廷重視,直到了鴉片戰爭,林則徐才發現這本書而推薦給道光皇帝。事隔100年,在光緒25年(1899年),清朝派遣劉學詢、慶寬出使日本,主要任務的名義是「考察商務」,實際上是要捉拿或刺殺當時慈禧太后痛恨的康有為、梁啟超。劉慶兩人受到政商界的歡迎,但其實這是日本方面的算計,主要是要修復對清朝的關係,擴充日本在華的利益。然劉慶兩人卻沒有這樣的認知,對於他們在日本的活動記錄也不盡完整。其實中國人並非沒有知識,而是太過於著重內部知識,欠缺對外部知識的追尋。1793年到1899年這期間,清朝落後於其他國家,就是敗在知識這方面。

第一場次為「人事處理的和與戰」。第一篇文章〈同是天涯淪落人:日俄戰爭初期的難民問題〉,發表人為國家圖書館漢學研究中心學術交流組編輯兼組長黃文德,主要探討1904至1905年期間日俄兩國在中國東北爆發衝突,這場戰爭不僅是兩國交戰,還衍生三國難民與多邊交涉的問題,暴露了中國在和戰之間,對於本國與非本國籍難民處置方式的經驗生疏,以及對於地方民政處理外事的不信任。相較於日本政府嫻熟於在戰地運用國際法爭取國際輿論認同,企圖建構文明戰爭的形象,維護自身利益,中國外交機構與中央及地方政府方面只能仰賴在局部範圍援引國際法,消極解決問題。因此,本文利用相關檔案包括外務部檔案等文獻,探討戰爭初期1904年期間各方對於處理難民問題。

第二篇發表人為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兼任助理教授呂慎華,題目為〈庚子事變後使館區的重建問題〉,光緒26年5月18日,在北京的義和拳民攻打使館區,庚子事變揭開序幕,數日後,率領甘軍進京的董福祥奉令攻打使館區,直到同年7月20日聯軍進京、甘軍潰散為止,使館區歷經兩個月戰亂,首當其衝的比、奧、荷、意四國使館全毀,法館也幾乎全毀,戰後各北京外交團決定應將使館區在原地重建成一可以抵抗攻擊之要塞,此舉牽涉到原使館區外圍官舍、民宅、甚至原屬皇家機構設施的遷移與補助、各國在使館區內的館舍區位部署、駐軍比例與分布,與各國在北京、乃至在華勢力消長息息相關,使館區的擴大與重建因而成為庚子事變後重要課題之一,性質上接近紙上戰爭,為中外各國無聲的戰場。歷來研究庚子事變,獲聚焦於事前的義和團,或聚焦於事後的懲凶、道歉、賠款、軍火禁運等項目,對於使館區重建則較為疏漏,本文利用中英美日四國外交檔案、英國戰爭部檔案等官方檔案,輔以時人書信、日記、回憶錄,以及當時報章雜誌報導,針對此一問題進行研究討論,希望使庚子事變面貌能更完整呈現。

第三篇文章〈越界匪徒與《中越交界禁匪章程》的訂立〉,發表人為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主任王文隆,談論到現代國家必須有一個清楚的國界作為主權範圍的分野,管理好主權範圍內的各項事務而不造成鄰國困擾,不僅是主權的宣示,也是基本的國際責任。清帝國面對西力東漸,從「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天子之國到落入凡塵的一般國家,從模糊不清的帝國界線到必須畫出一道清楚的國界,清帝國學著怎麼融入西方國際法秩序的國際社會。然而,在清帝國有大段邊界在劃定後,因巡邊武裝的配置不足,常有跨境匪徒穿梭國界兩端,犯罪之後越境遁逃以避免追緝的情事,其中以地形破碎、少數民族分布散亂且跨越國境的清帝國國境南緣最為嚴重。清帝國於1896年與法越曾簽署〈中越邊界會巡章程〉,要與法越一同阻絕跨境匪徒,然因法國一度秘密支持孫中山革命,使得法越竟成為孫中山發展革命武裝、培養革命黨人,且穿梭清法邊境發動起事的根據地。孫中山在法越發起的四次起事,動搖兩廣安定。清帝國為求徹底斷絕革命黨人在法越的基礎,一方面發動邊區武裝圍剿革命黨人,一方面透過外交途徑與法國談判,要求法國協助封堵革命黨人去路,終於1909年由雙方簽署〈中越交界禁匪章程〉為憑,賦予法越得以搜捕、驅逐革命黨人,查禁革命宣傳機關的權力,使當地的革命勢力受到極大打擊。

第二場次是「中日關係的和與戰」,第一篇文章發表人是浙江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尤淑君,主題為〈從華夷變態到東亞聯盟:近代日本型華夷秩序的形成與轉型〉,陳述日本型華夷秩序雖為傳統中國華夷秩序之變形,但對「中華」的指稱物件不同,並在明清鼎革之後,德川幕府編纂《華夷變態》,欲將明代中國代表的「中華」定位為小中華,甚至將清代中國暗貶為夷狄,反襯日本為中華正統之繼承者。德川幕府致力推廣以「華夷變態」為核心的新華夷觀,使傳統天下秩序的中心轉移到日本自稱的中朝,並利用朝鮮、琉球、阿依努進貢德川幕府,試圖促成日本型華夷秩序的實踐,從而淡化、消解中華文化對日本的影響力。日本先後擊敗清帝國與俄國後,一躍為亞洲霸主,也完成日本東西對抗的二元世界觀的轉換,並透過大亞洲主義的論述,欲取得亞洲諸國對其盟主地位的普遍認同。從新華夷觀的角度來看,石原莞爾的「東亞聯盟論」不但是日本對外侵略的理論基礎,亦是日本利用王道思想、爭奪「中華」價值的思想武器。

第二位發表人為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文化研究所教授應俊豪,主題為〈甲午戰爭期間日本對英新聞輿論宣傳策略〉,討論甲午戰爭期間,日本外務省已開始善用輿論宣傳策略,為戰爭過程中引起的諸多爭議,從事美化與妝點的工作,以為日本的戰爭行為與外交政策辯護。其形塑輿論最廣為人知的具體手法之一,即是透過金錢支助以及拉攏關係,讓當時掌握第一手戰爭資訊的通訊社,或是重要的西方意見領袖,在報導戰爭新聞或評論爭議行動時,刻意強調對日本有利的部份,藉此影響歐美主流媒體對於日本的觀感。本文擬以甲午戰爭期間日本的對英宣傳為主題,詳細探究當時日本外務省以及駐英使館如何鼓動輿論以為外交之助,亦即藉由形塑輿論的方法,試圖在英國人心目中,刻意營造出日本於甲午戰爭裡的正面形象。在資料方面,本文將利用日本《外務省記錄》以及倫敦《泰晤士報》(The Times)為主要史料,深入觀察並分析日本外交部門所制訂的輿論攻勢策略,與英國主流報紙有關甲午戰爭新聞報導之間的密切關係。

第三篇文章為〈辛亥鼎革後的奉天與日本〉,發表人為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候選人林亨芬,針對1907年東三省建省改制後,在新政以及總督徐世昌擘畫下成為改革先聲,加深關內外聯繫;然因財政困頓、地方不靖,各地屢有抗捐拒稅行動。1908年春,同盟會始向關外人士宣傳革命理念、聯絡胡匪、籌設支部;同時,拉攏當地立憲派人士、新軍等,從而形成一股反政府勢力。作為滿人龍興之地的中國東北地區(滿州),緣於特殊地理、政治與外交情勢,其在鼎革時期的動向除與北京政局聯繫密切,亦影響民國成立後該地與中央、對外關係。在探討辛亥鼎革前後的中國情勢與對外關係時,論者多將焦點置於革命軍起事、列強對華政策、清帝遜位與中華民國承認問題;較少關注保皇派、革命觀望者如何因應此一變局。就中日關係而論,鼎革時期日本對華政策的變化,及其為捍衛、擴大在華利益,周旋於清政府、革命軍、列強與扶植滿蒙獨立運動的多面手法,引人注目。然在涉及東三省情勢與日本對滿政策的關連,尤其是中立地帶、滿鐵附屬地內地方政府、革命軍與日方代表的互動,相關論述略顯缺乏。本文擬以奉天為例,透過分析不同地域內(中立地帶、滿鐵附屬地、租借地等),官、革、日三方的聯繫與交涉,闡述鼎革前後中日在滿關係的變動與影響。

第三場為「陸海邊疆的和與戰」。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應用服務組研究員許峰源發表〈海權興起與中葡澳門勘界爭議〉,探討1887年,葡萄牙與清政府簽訂《中葡條約》後,獲得永遠居住及管理澳門等特殊權力。隨著葡萄牙在澳門與日俱增,葡萄牙除了賡續經營與建設澳門外,也不斷往外擴展其勢力範圍。1907年,張人駿調任兩廣總督,正值日本佔領東沙島,為維繫中國海權與領土的完整,從歷史條件與國際法層面日方斡旋,奠定中國收回東沙島的重要基礎,並且為防止日人撤離東沙島後,趁機佔領其他島嶼,遂派員前往勘查西沙群島,豎旗、立碑以宣示中國擁有西沙群島的主權。1908年,日本商輪二辰丸載運軍火在中國東南沿海逕行走私,遭到廣東水師查緝,立即撤下日本國旗並扣押船隻。之後,中日雙方針對二辰丸案掀起爭論,期間針對船隻停泊的地方因位於中葡交界之處,也引發中、日、葡三方諸多爭議。張人駿為維繫中國海權,據理力爭,強調船隻停泊在中國領海,駁斥非屬於葡萄牙勢力範疇。最後,中國雖賠償日本船隻損失,卻自此杜絕各國軍火走私。張人駿對日交涉二辰丸事件時,已關注中葡劃界、領海事務,並極力捍衛中國領土、領海主權。中葡展開劃界交涉,前後持續三年,雖然最終交涉未果,卻有效杜絕葡萄牙侵犯中國國土和領海權力。本文以《澳門專檔》為主,輔以相關報刊資料,考察晚清之際隨著海權意識的興起,致使張人駿關注中葡劃界議題,與葡萄牙重新勘定海界的之歷程。

第二篇文章由天主教輔仁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陳立樵發表,主題為〈英俄大博奕與回民事變中的阿古柏政權〉,著重在1869至1877年在中亞興起的阿古柏(Yaqub beg)政權,多受中文學界批判,一為竊取中國疆土,二是帝國主義之走狗。但阿古柏政權崛起及覆滅時的國際情勢以及受到的外來壓力,卻鮮少有清楚的研究與理解。其實,阿古柏政權興起時,正值西亞地區英國與俄國勢力競爭的「大賽局」時期,也是中國西北回民事變興盛之際。阿古柏興起於中亞的浩罕國,在19世紀以來便是受到俄國勢力南下侵犯的壓力,英國則是為了保全印度殖民地的安定,全力抵抗北方的俄國。當阿古柏勢力興起時,英俄兩強都與其交涉、簽訂友好條約。與此同時,阿古柏勢力東擴威脅到清朝西北邊疆,但對阿古柏來說那是浩罕國遭清朝奪走的東突厥斯坦,對清朝來說則是數年下來回民起義竊取疆土之一環。儘管阿古柏政權只存在12年的時間,卻掀起了英俄中三方之關注,既挑戰著英俄在中亞的優勢,也動搖了清朝的邊疆管治。本文試圖以中文與英文的外交史料為主,釐清阿古柏12年政權起落的外在影響因素,以取得對這時期的歷史有更深入之解釋。

第四場「外交變革的和與戰」。第一篇文章〈「外交戰」的準備──清季外交人才制度的建立與實施〉,發表人為國立臺中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任天豪,主張「外交」本非中國固有的概念或制度,近代西方式的外交對清季中國而言,更帶有一定程度的帝國主義色彩。是以清季開始進行的外交及其他西化改革,不免常在抵抗與接受的性質間游移,外交人才制度亦似如此。不過,中國自遣使駐外開始,逐步透過建立諸如同文館、廣方言館等培養外事人才的國內西學機構,又派遣官派留學生出洋,向西方直接學習,或者由部分使外政績饒有所成的幾位使臣,在其使領館中培育具有實務經驗的外事人才等方式,逐漸為中國建立可以執行外交事務的人才庫。此一歷程雖不無波折,仍是積弱的清季中國,得以在硬實力不足的情勢下,猶能透過外交等軟實力獲致涉外利益,或避免對外損失的重要基礎。透過對清季外交人才制度的認識及其實施過程,除能理解中國外交發展史的重要脈絡之一,也能看出「外交」此一外來概念,在中國內化成為一種正常機制的過程。

第二篇文章,也是本會議最後一篇,由國立臺中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助理教授張齊顯發表,主題是〈辛亥革命時期的外交機關(1911-1912)〉,描述1911年武昌起義,革命黨人倉促起事,獲得空前勝利。此時,革命黨所面臨最重要的任務,就是如何將此勝利延續下去。清末民初時期的外交機關在面臨國家極其混亂的局面下,新政府外交組織的建立,及如何做好與其他國家的溝通,就顯得相當重要。辛亥革命成功後,清帝退位,北京政府外交部建立,如何延續源有清庭的外交工作,以及如何取得各國對中華民國的承認,更是更加艱辛及嚴峻。本文透過對外交檔案、政府公報及個人傳記的爬梳整理,希望能夠得知辛亥革命時期的外交單位,在國家處於混亂局勢之中,如何維持外交工作的運行,以維持中國的外交工作得以持續進行,並從中取的中華民國的承認及維護中華民國在國際間的權利。

在為全天會議進行總結與迴響交流的閉幕綜合座談上,茅海建教授、張啟雄教授、張力教授等長期在中國近現代外交史筆耕不懈的前輩學人,不僅全程與會更分別都給予本會議相當的肯定,期許研究群關注亞洲不同區域的發展,結合西方的國際法體系與亞洲體系,儘管本會議有些文章尚不成熟,但都可看到本研究群青年學者努力找尋方向的冒險精神。若大家都能堅持外交史研究的「實證主義」精神,不僅建立自己的理論原則,也能建立本研究群對於亞洲秩序的論述。也希望團隊來年能夠繼續努力,呈現更精彩的研究與討論,為中國近現代外交史領域帶來熱絡的學術動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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