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政治大學人文中心「中外關係與近現代中國的形塑」研究團隊於2017年1月20日（星期五）舉行「政權交替與外交轉型」學術研討會，此次會議為本研究團隊第7屆舉辦之外交史學術研討會。自2011年起，研究團隊已先後舉辦「二十世紀的中國與世界：青年學者的探討」、「國際法的詮釋與運用」、「國際秩序與中國外交的形塑」、「衝突、紛爭與中國外交的形塑」、「近代中國外交的大歷史與小歷史」、「國際合作在中國」等學術研討會，邀集中外關係史碩彥和國際關係學者與會交流，探討各主題之下的中外關係，獲各方支持與肯定。

本學術研討會聚焦於近代中國在政權交替之下的涉外事件，是否外交因內政轉變而產生轉折，各場次分別以時代、地區、劇變情勢、戰後新局等角度探討對外關係的轉型，共有12篇論文發表。

外交史的多面性，使研究團隊期許以跨領域對話為外交史研究激盪出更多火花，今年除了歷史學界先進蒞臨與會，更榮幸邀請到沈呂巡大使蒞會，以自身外交實務經驗為外交史研究增添視角；在台訪問學人米桑雅(Sanyarat Meesuwan)助理教授，其任教於泰國瑪哈沙拉大學（Mahasarakham University）；且邀請國際關係、政治學學者擔任主持人或評論人，如，台大政治系石之瑜教授、政大國關中心中國政治所袁易所長、政大國際關係研究中心暨東南亞研究中心黃宗鼎博士後研究員、牛津大學國際關係學汪浩博士、東華大學民族事務與發展學系施正鋒教授，各界學者得以互相討論，展現學術跨領域交流的多元性；開放報名之後，多位歷史學系學生、碩博士研究生，外交史研究同好報名與會。

研討會由政大人文中心周惠民主任開場，肯定外交史研究於歷史學中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性，將內政、外交相結合，以更全面的視角研究涉外事件；前駐美代表沈呂巡大使分享外交實務經驗中體會到的外交史，其之於外交的關係，過去駐外使節對於當代外交仍有相當之影響性，由於前駐比利時代表陸徵祥的淵源，我國納入歐盟免簽國家的關鍵投票之時，時任歐盟執委會主席、前比利時總理給予不少幫助，最後歐盟免簽於1月11日（中國廢除不平等條約日）生效，故外交史不僅只是對學者有意義，對於外交官亦有不可忽視之重要性。

第一場次之主題為「時局變遷中的外交轉型」，陳立樵助理教授以〈一次大戰與中國的阿富汗人案(1916-1921)〉為題，探討一戰時期德英強權角力從歐洲逐漸滲透進西亞的背景下，德國人韓體國(Werner Otto von Hentig)在西亞活動未果，便與阿富汗人進入新疆，因此而與德、英（英國視阿富汗為保護國）產生處置問題，惟北京政府堅持「無約國待遇」原則，將韓體國交由德國領事館、阿富汗人拘留管理，除堅持主權外，亦是降低英國的影響力的展現；應俊豪教授在〈一戰後美國駐華使領對華洋衝突問題的態度與因應之道〉中，舉華中地區九江英租界工人暴動案（租界安全問題）、華南地區雲南美國教士綁架案（社會治安）、華北地區北京寶坻教民迫害案（傳教問題）等華洋衝突三個實際案例，討論一戰後美國崛起後的對華策略，對於華洋衝突的處理態度為避免傷害中美感情而慎重處理之，或溫和型的「砲艦外交」模式、或在尊重中國主權下依條約辦理，不任意介入中國內政事務；任天豪助理教授的〈鼎革之際的外交官世代轉型-從胡惟徳的仕宦經驗談起〉，重塑人物在當時的外交情境中意義，既使某些外交人物在後世的歷史記述中只是事件中的配角，但藉由人物的重構，歷史人物仍在歷史事件中有其重要性，故作者選擇以清末民初外務部正首領─胡惟德為例，探討清末之際的外交官於鼎革之際的外交官世代變遷狀況。

第二場次為「區域管理下的外交轉型」，呂慎華助理教授〈從中國屬邦到他國屬地—清末韓民越墾問題的性質與轉變〉，透過檔案還原中國於清末民初及韓國成為自主之邦的政權交替之際，面對雙方領土交界處越墾韓民之態度與決策，由於中、韓並無國籍法，使得此爭議存在了約50年左右，中間不只涉及中、韓政府，亦隨著韓國成為日本的被保護國，多方勢力交錯下，讓此爭議非僅僅為中、韓二國之間的人員管理、領土問題；黃文德編輯的〈廟街事件後北洋政府海軍在西伯利亞之護僑與江防──以吉黑江防艦隊為例（1920-1921）〉，主要透過吉黑江防艦隊在1920年10月至1921年期間任務的轉變，瞭解海軍、外交部如何透過江防、護橋、外交等面向，試圖解決不平等條約的問題；許峰源研究員的〈中華民國對太平島經營策略的轉折(1945-1960)〉，爬梳歷史脈絡下清末以來中國對南海主權的發展，並著重於探討冷戰時期國際情勢─美國的亞太政策、兩岸分裂下南海主權模糊化、菲律賓壓力下、中華民國重返太平島等─事件的發生，對南海爭議的影響。

新書發表由研究團隊成員楊凡逸教師就新作《折衝內外：唐紹儀與近代中國的政治外交(1882-1938)》介紹之，作者利用大量的中、英、日等原文史料還原唐唐紹儀從清末到民國時期政權演變的下外交生涯，不僅論述唐紹儀在不同歷史時期的作為和影響，更揭示此段時期國內各派系間的權力鬥爭，以及列強為維護自身利益對中國政治、外交的干涉等歷史事件始末。

第三場次為「劇變情勢裡的外交轉型」，蔡振豐博士候選人的〈歐戰期間北京政府對領海中立事務之籌備與肆應(1914-1917)〉側重於北洋政府海軍於歐戰時期局外中立政策的籌議到實施過程的探索，北洋政府以國際法惟根據，外交上的折衝樽俎下試圖維持歐戰交戰雙方在華勢力角力的平衡，此亦是學界對於歐戰期間的研究較少關注的議題；黃家廉博士候選人〈無法邁向友好的同盟條約－1945年中華民國對蘇談判的盲區〉，認為由於二戰結束後的歷史發展，不得不涉及中蘇關係的發展，而《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簽訂源自於雙方各自利益考量的結果，惟歷史的發展卻與中華民國簽訂條約的最初期待背道而馳，故作者藉本文重構該條約談判的背景與動機，而雙方對彼此認知的矛盾與落差─中方著重於領土、主權的維護，而非著重於戰後中蘇親善，使得雙方關係落入盲區，條約亦未實際帶來中蘇友好的結局；蕭道中助理教授藉〈美國與臺灣地位問題的起源：1950年聯合國《臺灣問題案》研究〉，認為此議題標誌著中國內戰的未盡與東亞地區冷戰的開始，探討1950年代國際情勢的背景下，台灣地位由於中國內戰而被重新評估，對於美國具有安全性的保障，故期望在聯合國安理會討論台灣問題，惟英美各國對台灣問題有不同的看法，隨著韓戰爆發、美國國會改選等事件相繼發生，台灣問題討論的草案亦遭到擱置。

第四場次為「戰後新局面的外交轉型」，陳冠任博士候選人以”US Naval Deployment in Maritime East Asia, 1945-1949”為題，探討戰後時期的美國海軍的東亞軍事布署之背景與考量，目的在於保持航線之暢通，以維持美國的霸權地位；王文隆主任以〈中華民國外交部的1949〉主要探討1949年的變革之際造成的遷徙潮、政府部門裁員與減薪等困境之下，外交人員的處境與抉擇，而外交部的業務特殊性─大量的駐外人員、發行簽證權、人員的外語能力，在此艱難之際，外部人員較有機會向外遷徙，而駐外使節的抉擇亦決定個人之後的命運，判節與來台之後是否能繼續外交生涯；袁興言助理教授以〈韓戰停戰前後美援台海機構的交替與東南沿海游擊部隊的轉型(1951-1955)〉回顧金門在亞太冷戰氛圍下的重要性，並利用大量的國軍史政檔案重構在國共內戰的情勢中，在美方的西方公司(Western Enterprises Inc.)金援下浙閩反共救國軍的活動與轉型歷程，惟浙閩反共救國軍為游擊隊性質的軍事集團，在西方公司結束業務之時，縱然極力爭取，終究未能如願在1955年後以美援單位待遇維持活動，只能在國府統籌下間接受到美援的海軍部隊的資助。。

最後的綜合座談由唐啟華教授主持、張啟雄研究員主講，張研究員指出，政權交替除了傳統到近代、天朝聘交到國際外交等類型外，亦包含東方過渡至西方間之歷史文化價值或國際秩序原理的過渡；所謂轉型可分為器物、制度、思想等三方面之類型的轉變，並舉唐紹儀、胡惟德時期的國家外交型態為例，以印證轉型的意涵。唐教授亦認為，不僅僅是外交的轉型，現代社會亦面臨著轉變的時機，除此之外，欣慰於研究群七年來的成長與成果，期許未來研究群能持續努力於爭取近代中國外交史的發言權與詮釋權。

本次研討會隨著上述12篇論文的發表而圓滿落幕，從各類主題探討國內鼎革之際，對外策略是否因此而受影響、產生轉變，由此可見，就中國近代的對外關係而言，清末、北洋政府、國民政府、1949大變革之際，數個政權交替的過程中，外交亦隨之而產生型態、程度不等的轉變或轉折。

「中外關係與近現代中國的形塑」研究團隊經過七年的淬鍊，每年就不同主題下的外交有所闡釋，已有相當之研究成果，惟團隊成員不因此而自滿，期許在未來能在外交史研究能有更豐碩的成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