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計劃理念

蔣介石自1920年代以來，已是中國政壇上主要的領袖人物之一。其思維、言行、
作為對於歷史發展的影響，應是無庸置疑。但同樣無可諱言地是，蔣於1949年內戰
中的挫敗，必然遭致若干「失敗者」的譏評。蔣除了在台灣仍得背負「偉人」形象
外，在1980年代以前的歐美日學界，中國近代史研究往往圍繞在以共產黨為中心的
革命史觀；針對蔣介石的敘述，也是聚焦於蔣「何以失去中國」。這一類的蔣介石
評價，往往又強調蔣個人性格的缺點、對維繫強大中央政府的無力、對群眾運動與
農民問題的漠視。
例如，1978年陳志讓的《軍紳政權》，至今仍是廣為學者徵引的論著。陳著主要
探討晚清的「紳－軍政權」，轉趨向民初「軍－紳政權」的歷史脈絡。他認為，隨
著民初中央政府的威信掃地，地方軍事力量抬頭，使得地方軍人越過士紳一躍為各
地的實際掌權者。在他看來，紳－軍和軍－紳政權都「不是現代國家應有的政
權」，既不能抵禦外侮，也「阻撓了中國的進步幾乎達一個世紀」，而「儘管在外
表上跟軍閥時期的軍隊不同，蔣介石的軍隊仍然是軍閥的軍隊」。
基於類似思考，易勞逸（Lloyd E. Eastman）關於國民政府的研究，便認為
蔣介石迷信軍事與特務統治，輕忽農村改革與群眾運動。國府既缺乏社會基礎，瘡
痍已深，不待日本侵華便已注定失敗的命運。同時期的田弘茂，也指出國府的軍事
化浪費了龐大的人力與物力，也阻斷了菁英參與政治的管道。而齊錫生的
Nationalist China at War: Military Defeats and Political
Collapse, 1937-45，正如書名，也是採取批判態度。齊氏指出，國民黨政權的
菁英，既非代表資產階級，也無法凝聚成法西斯主義團體，而是由大小軍事實力派
所掌握。
但究其實質，傳統西方研究典範常已預設中共路線的成功具有不可替代性，因而
相信蔣介石或南京國民黨政權是「軍國主義者」（militarist），並抱持負面看
法。這樣的取徑其實漏洞百出，不獨受謳歌的「群眾路線」，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學
界對共產革命的浪漫化想像；且毛澤東等共產黨人，更不曾忽視暴力的利用。這種
研究趨向，在晚近二十年間逐漸扭轉。方德萬（Hans Van de Ven）謂軍方驅策
國家發展、促進經濟、改善管理技術等面向，都是值得學者急起研究的議題；就此
而言，他對國民黨的暴力文化、軍制改革、戰爭動員、乃至於在地方上的軍事統
治，皆有詮釋，不認為它一文不值。柯比(William Kirby)也認為，國民黨的黨
國統治（在1930至40年代間尤其帶有蔣介石的軍事統制色彩），是近代中國史上
「國防」、「經濟和技術發展」、「政治生活」的重要因素，亦是中國從帝國轉型
為民族國家（nation-state）的重要關鍵。
前揭所舉，僅只一隅。餘如國家想像、政府體制、經濟、社會、宗教、文化等，
俱屬議題。而國內外學界之所以重新思考蔣介石與現代中國的形塑之關連，是出於
1980年代世界思潮的轉變。特別是台灣政治逐漸民主化，歷史學研究的禁區陸續撤
除。而中國大陸走向「改革開放」，共產革命史觀的影響力益形遜色。史料既已大
量開放，新觀點又紛紛出籠，中、英、日等文字的蔣介石研究紛紛湧現，並衝破既
往窠臼，晚近仍有方興未艾之勢。
尤其注意者，在此國內外學界新研究風潮湧現之際，近年來國內史料的全面開
放，無疑是台灣發展蔣介石研究得天獨厚之處。本計畫之目的，即為邀請國內關注
此項領域研究之學者；除彼此激盪之外，尚以傳承的精神，利用團體活動的方式帶
領碩博士研究生，以國史館所出版之蔣中正總統文物檔案《事略稿本》為閱讀與討
論之基礎，定期舉辦研讀會、工作坊、學術研討會。計畫四年期滿，預計每位參與
者能以研究子題為基礎出版專書，形成圍繞研究主題之系列叢書。


二、 各成員研究議題


子題一：自我與群體之間──蔣介石對現代國家運作的思考（呂芳上）

在近代中國「國家」的建構過程中，特別是民族主義風潮的興起、黨國體制的出
現，被視為富有集體主義色彩。不惟如是，荷蘭學者G. Hofstede等人在1980年
代以後發展出所謂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的連續譜概念格局，用以分析各社會的基本
價值取向，並解釋其變遷。中國社會被歸為集體主義的範疇。但是中國社會學者費
孝通先前卻曾指出，中國社會是差序格局，而非團體格局，中國人傾向於自我主義
等。兩種論述顯然有扞格之處，顯見背後別有文章。
就蔣介石個人思考而言，「中國的民主制度，決不以歐美十九世紀個人主義與階
級觀念的民主制度為模型」。這似乎是因為，「個人主義」與他眼中的「只知自
私、不肯負責，只貪享受、不願服務；乃養成了反科學、反組織、反紀律等惡習」
相連結。前揭思考，無疑根植於傳統中國文化脈絡，也受到20世紀俄國布爾什維克
革命技藝的啟發，又同時受到歐美自由主義思潮的挑戰。蔣介石如何在中國傳統基
礎上，尋索「現代」，確非三言二語可以說清。
究其實質，蔣介石是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政治最重要的領導人，他一方面以革命
家追隨孫中山從事開國工作，民國建立後又以軍事強人進行建國事業。他是舊時代
的新人物，有舊包袱也有新創舉，政治生涯充滿挑戰。對近代中國國家的塑造，他
繼志述事，當然有許多是繼承孫中山的理想，但當他肩負政府領導重任時，對現時
政治更有一番新的看法和作為。分治主張、人才培養、遷都西安、溶合異黨、合縱
連橫結交與國等，在新近開放的日記和檔案中，均一一呈現。想像和現實之間的糾
結和落差，正是研究意義所在。


子題二：蔣介石對中國現代國家的建構（1928-1949）--蔣介石的倫理觀念與實踐
（黃克武）

蔣介石的國家構想對20世紀中國歷史產生重大的影響，近年來因為新史料的出
現，如日記、《事略稿本》，以及國史館所典藏的「蔣中正總統檔案」等提供了一
個細緻地審視其思想內涵與歷史地位的新機會。本計劃以蔣介石的倫理觀念與實踐
為中心，來探討其國家構想之一環。蔣介石的思想一方面受到五四運動的影響，肯
定愛國主義與民主、科學，並熱心吸收西方各種新知，但另一方面他又受到王陽
明、曾國藩、梁啟超、孫中山等人之啟迪，肯定儒家傳統，強調倫理價值。蔣介石
的倫理思想因而構成了他與胡適等五四思想家的根本歧異，並影響了他對民主與科
學的理解。他的倫理觀念有複雜的內涵，吸納了儒家思想中的《大學》、《中
庸》、陽明學、顏（元）李（塨）學等成分，並融入西方哲學（如黑格爾思想）與
宗教觀念。本計畫將釐清其倫理觀念的來源、內涵與演變，再進一步探討此一觀念
對其行為與措施之影響。這些影響包括他如何處理親族關係網絡、如何訓練軍隊以
提昇士氣，如何進行國民精神教育（如推動新生活運動、中國文化復興運動）等。
對於蔣介石倫理觀念的釐清將使我們一窺其治國理念之核心。


子題三：蔣介石與現代中國的政府體制（劉維開）

十九世紀中葉，西力東漸，有識之士開始反省中國的國家體制，有君憲與革命的
競爭，彼此勢力消長之下，最終革命獲得勝利，改變了傳統帝王專制，建立民主共
和的國家體制。但是自中華民國成立後，共和體制的實施並未使國體問題獲得解
決，反而更加混亂，至1920年代出現聯省自治的嘗試。1928年，北伐成功以後，中
國國民黨遵循孫中山建國三階段論，結束軍政時期進入訓政時期，開啟以黨領政的
政治模式，亦引發獨裁與民主的政治論爭。1940年代，中國終於邁入憲政時代，但
兩岸的分裂也導致國家體制呈現不同的發展。中國大陸是共產中國，中國共產黨一
黨專政，1980年代以降，中國大陸從事經濟上的改革開放，但在政治上仍維持不開
放的統治模式。臺灣地區雖稱為自由中國，但是在1980年代之前仍然是中國國民黨
一黨獨大的黨國體制，直到1987年解除戒嚴，開放黨禁、報禁、民選總統，臺灣終
能走向民主多元化發展的目標。
綜觀中國百餘年的政治制度演變，可看出民主化過程的艱辛，結果更是得來不
易，中華民國作為亞洲首創的民主共和國，其民主成果值得肯定。本計畫擬以近代
中國的歷史發展為經，政治制度演變為緯，探析蔣介石在當中扮演的歷史角色。


子題四：蔣介石與遷台初期的國家形塑（林桶法）

1949年1月21日，蔣介石宣布下野，由副總統李宗仁代行總統職權，這是蔣介石
軍政生涯中第三次下野。1950年3月1日，蔣介石復行視事，宣布繼續行使總統職
權。從蔣介石宣布下野到復行視事，這期間約十三個月餘，而這十三個月正是中國
最動盪的年代，國民黨喪失中國大陸的實質控制權（統治權），由中國共產黨取代
而之；中華民國政府（國民黨政權）則遷往臺灣，號稱擁有全中國的統治權（包括
蒙古人民共和國），國民黨試圖在臺灣建立一個的反共復國政權。
事實上，在國共內戰期間，當剿「匪」戰爭節節失利之際，臺灣能否成為最後的
反共根據地，以「另起爐灶，重定革命基礎」，正考驗著蔣介石與國民黨。有鑑於
國民黨在大陸的潰敗，來到臺灣的蔣介石亟欲解決人事問題，包括黨務、軍事與政
治等方面。總此而言，正如馬若孟（Ramon Myers）所言，在中國大陸時期，國民
黨的發展幾經頓挫，終至傾覆；然而，很少面臨失敗的政黨像它一樣，還能在新地
點重起爐灶。這正是可討論的議題。


子題五：蔣介石與佛教（侯坤宏）

相較於外來色彩濃烈的天主教、基督教、伊斯蘭教，長期深根中國發展的佛教、
道教，擁有數量大得多的信眾群體。然而，這樣的廣泛社會基礎，並未使它們遠離
政治上的衝擊。晚清志士推動「變法」之時，嘗提出「廟產興學」的主張，這一風
潮延續到了民國時期。為了抵抗外界的侵奪寺產，佛教界人士乃醞釀籌組全國性的
佛教會組織。不惟如是，值此中國政局混亂之際，部分野心人士亦以佛教標榜，例
如軍閥唐生智所部佩戴著「大慈大悲救人救世」胸章。本子計畫從此角度出發，析
論佛教在近代中國所面臨的挑戰，強調民國初年佛教的改革、轉型與發展。佛教有
識之士深知，若不改變，力圖自強，將在社會無以立足。其後1937年抗戰軍興，佛
教人士共赴國難，發起多項活動。然而，原先所欲推行的相關改革，乃益加無力著
手。無論如何，回顧這段歷史，作為國家重要領導人的蔣介石，是不可迴避討論的
重要部分。


子題六：蔣介石與中日關係（李君山）

蔣介石早年留學日本，對日本素有仰慕之心。是以，北伐之初，蔣與日本政府保
持密切聯繫，始終渴望得到日本相助之力。惟日本政府對北伐所持的基本態度，卻
以北伐軍是否會進入華北領域為依歸。其後雙方終以「從合作反共到兵戎相見」收
場。而蔣氏與日本的關係，還進一步受到內正因素的影響。例如，1935年的「華北
自治運動」，是一連串「華北危機」的最後一環。自1933年起，日軍就企圖透過各
種壓力，以削弱國民政府在華北的統治基礎，進而促發中國在地軍閥的分治運動。
1935年夏間，「河北事件」與「張北事件」已達到「驅逐南京勢力」的目的；「華
北自治運動」是其後續工作，目的在策動華北軍閥起而建構親日政權。
各種歷史因素，延續到1945年二次大戰結束後，仍有許多影響。例如〈中日和
約〉是中華民國政府面對中國分裂的政治現實，在無法代表中國參與1951年9月
〈舊金山和約〉的簽署情形下，經由美國協調，與日本簽訂的雙邊和平條約。就條
約本身而言，是一個戰勝國與戰敗國簽訂的條約。但在談判過程中，因中國分裂的
現實，就條約的名稱、內容，一再引發爭議。在這種情況下，中華民國方面如何應
付，確實十分棘手，因此從事前的磋商、談判過程中的應對，到最後的簽約完成，
包括總統府、行政院、外交部等相關單位首長及業務負責人所組成的談判團隊，擔
負了十分沈重的任務，但是最終能克服中日雙方歧見的關鍵人物仍為蔣介石總統。
總此而言，在大部分的蔣介石資料與論住中，較少觸及蔣行使權力中的日本因素。
1970年代出版的《蔣統總秘錄》，雖以「中日關係八十年之證言」為副題，但資料
上、論點上的缺點也相當明顯。本子計畫嘗試彌補這方面的缺憾。


子題七：蔣介石的國家觀念與實踐（1928-1949）（陳進金）

「國家」是政治學研究裡最主要的領域，而對於國家的定義也經常是學者們爭論
的焦點，馬克斯•韋伯（Max Weber）對於國家的定義最具權威，他強調國家擁有
使用肉體暴力的工具和其合法性的壟斷。根據1933年12月26日在烏拉圭蒙特維多所
通過的《蒙特維多國家權利義務公約（Montevideo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and Duties of States）》，一個主權國家應該具有四項條件：1.永
久的人口；2.固定的領土；3.有效的政府；4.與他國交往的能力。在國史館典藏的
《蔣介石總統文物檔》中，可以發現蔣介石對於「國家」的闡釋，若干符合《蒙特
維多國家權利義務公約》所強調的四項條件，但是蔣氏的輕重不同。本子計畫即要
探討蔣介石在統治中國期間，何以堅信黨國體制的統治方式？在黨國體制的統治下
如何實踐他的國家觀？在蔣介石的國家觀中，對內如何達到國家統一？對外又如何
達到國際地位平等？蔣介石黨國體制的觀念，除了來自孫中山「訓政」的遺訓外，
與傳統倫理觀念及三０年代盛行於中國的「法西斯思想」有著密切的關係，本子計
畫將分析黨國體制的實施及其負面影響；至於蔣介石實踐其國家觀的過程中，如何
宣揚傳統倫理加強民族意識，提高對民族向心力，以強化其黨國體制。


子題八：國民黨的領導，從總理到總裁（王良卿）

按照孫中山晚年的理想，一個等級森嚴的黨務結構組織，以及黨員對於黨魁的絕
對效忠，都將是革命運動不容搖撼的內在運作準則。這以後，「以黨治國」的政治
理念隨著國民黨完成北伐而獲得實踐，至於具備「強人領黨」精神的總理制度卻已
隨著孫中山的逝世而束諸高閣。原則上，國民黨黨務高層在南京十年期間採取的是
形式上的集體領導，亦即聯俄容共時期曾與總理制度並行，原係移植自蘇共黨章的
委員合議制度，詎料內爭不斷，外患橫生，國民黨與國家的統治秩序面臨嚴重的挑
戰。1930年代上半，原本信仰民主政治的某些知識分子，目睹民族國家的空前危
機，不免基於強烈的救亡意識，轉向鼓吹個人獨裁政治，企求藉此建立更為敏捷、
更有效率、更能統一事權的政府，應付國難。國民黨內的擁蔣陣營則是認為，國民
革命的組織效能與國民黨的齊整精神已經淪失殆盡，如果恢復國民黨曾經實行過的
總理制度，以及借重西方新興法西斯國家的獨裁統治經驗，必然有助於喚回黨和國
家的統治穩定與尊嚴。有趣的是，在另一方面，儘管黨內反蔣勢力始終抨擊擁蔣派
系尋求實現領袖集權制的任何努力，但是當他們一旦打算號召編整自己的政治隊
伍，卻也可能積極向黨史裡的強人領導史實尋找靈感，以便為自己的政治事業提供
涵攝秩序價值的保證。這樣一來，無論國民黨人指稱的領袖究竟是誰，以及，無論
是出於大公無私的動機或是爭取政治利益的權謀意圖，這些眾聲喧嘩的言論至少都
指向了一個重要的集體意識，也就是促成強人領導的再現，及其可望帶來統治秩序
與效能的樂觀想像。1938年，蔣介石獲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推舉為總裁。某種
角度而言，這是將國民黨總理制度挪置於一個具體運作多年的黨國體制，而重行、
擴大運作，並對爾後的國民黨中國、國民黨台灣時期具體產生長期影響的重要事
件。本子題計畫透過歷史研究取徑和原始檔案進行考察，不只將對學界尚未充分認
識的相關史實進行爬梳，更重要的是，本子題計畫將有助於我們理解：國民黨領導
制度的內在發展理路與外在變遷走勢，是如何能在一個重要的側面上，和現代中國
的國家塑造過程互為表裡，甚至產生深遠的影響。


子題九：蔣介石與基督教（陳立文）

中國百年來的歷史發展，是一段移植外國體制，並設法調適本國水土的過程。在
此過程中，西方天主教、基督教會扮演了極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基督新教更顯活
躍。儘管各界的評價不一，卻無法否定近代我國語言符號及思想型態與基督教的密
切關係。根據學界一般的界定，「基督教」專指馬丁路德改教以後的新教各個教
派，「基督宗教」則包括天主教、正教等宗教團體。基督宗教對清末民初的劇變有
不可小覷的影響，從孫中山、蔣介石等重要政治領袖不乏是基督徒的事例，即可見
一斑。不過，基督教在新時代中仍得面臨日趨嚴厲的挑戰，例如「五四運動」以後
出現的「非基督教運動」浪潮。延續此一浪潮，國民政府曾厲行針對教會學校的
「收回教育權」政策。蔣介石作為基督徒，同時又是掀起反教運動的革命政黨之領
袖、又是一個民族主義風潮正昂的國家之領袖，在前揭歷史因素中扮演何種角色？
而基督宗教對他的所思所行，又有何種影響？及至抗戰結束，中共奪權的態勢趨於
明朗，大部分教會機構視共產黨的無神論立場為更大威脅，乃陸續撤退往臺灣，為
民國基督教展開另一新頁。這段歷史篇章，仍有許多可探討的議題。


子題十：打造新國民──蔣介石與教育（管美蓉、王文隆）

中華民國政府得以在台灣掌控教育，實源自兩個主要渠道：一是透過課程標準與
教科書的編訂，制訂符合國家政策、國家發展的課程，要求學生必須達到國家所標
定的最低標準，方能畢業取得學歷；一是透過升學考試的方式，篩選已具備晉升到
下一階段求學歷程所需知識者，而其考選範圍便是前一階段的學習成果。在政府訂
定課程標準，並管控、審查教科書的前提下，透過統一的升學考試，使得課程標準
及教科書的內容得以再確認。而由於中華民國政府遷台之後，為了配合國家「反共
抗俄」的基本國策，以準戰時體制的型態進行統治，將教育納入國家動員的一環。
討論中華民國政府的教育政策，其源頭則必須自中國國民黨在中國大陸的統治經驗
談起。
本子計畫首先將參考《事略稿本》和歷次演講等資料，回溯蔣介石教育觀的形成
過程，當中牽涉延續傳統讀書人對教育的重視、蔣氏的日本軍事教育背景、人才的
培育端賴教育之看法、以及國民黨政權對「國父遺教」的理論與教育實務上的運
作。以此為基礎，論析蔣介石心目中的新國民形象，及其如何打造（不同時期的目
標和方法不同）各時期的教育的特質。這部分亦可分就抗戰前、抗戰時期、國共內
戰、1950年代、1960年代等不同時段進行探討。涉及的主要議題則為軍國民教育、
新生活運動與教育、校訓─禮義廉恥、對學生運動態度、童子軍、軍訓、救國團、美
援、職業教育、反共抗俄、三民主義教育、與台省教育接軌、教育人員等項。


子題十一：蔣介石與「一個中國」原則（王文隆）

一個中國原則是當前兩岸關係中極具爭議的一部分，也是目前台灣之所以無法參
加以國家為參與單位之國際組織的根源，因此這不僅是一個國際問題，也是選舉時
經常被提及的國內問題。觀乎該問題之所以然，乃源於1949年10月中共之建政，產
生一個中國有兩個政府，而彼此都認定自己為唯一合法政權所造成的特殊局面。歷
經動員戡亂時期的結束，遷臺之中華民國政府雖已無意聲稱自己是代表中國的唯一
政府，但中共仍不放棄武力犯台，乃使兩岸政局雖逐漸和緩，卻仍持續保持緊張狀
態。
然而，「一個中國」並非是當前僅限於兩岸間的政治問題，更是一個縱貫中華民
國歷史的重要議題。中華民國立國迄今已逾百年，但不幸的是在1950年代之前，多
處於分裂和戰爭局面，也因此常有超過一個中央政府宣稱擁有部分或是全部中國主
權的狀態。承繼自南京國民政府、重慶國民政府的中華民國政府在遷臺之前，已經
有多次練習宣示國際正統地位以及設定「一個中國」立論的機會。蔣介石作為軍事
委員會委員長及中華民國政府的總統，對於此一重大問題有關鍵性的決策權力，故
本研究基於這議題的重要性，盼能以蔣介石日記及其相關之演說、出版品與外交部
檔案、總統府檔案等一手資料為本，重行探查此一課題，盼能拉出一條具有歷史縱
深的脈絡，鑑往知來。


子題十二：親情與政治──國民黨對母親與母愛文化的製造（柯惠玲）

蔣母王采玉，是蔣介石記憶中形象最清晰的親人，在其五十歲生日感言〈報國與
思親〉一文中，稱成長過程「印象最深而不能一日忘者，則不肖孤露之身，自鞠育
教誨，以致於成年，胥唯母氏劬勞之賜為獨多」，對於母親撫育的辛勞有十分完整
的呈現。但是蔣氏對於母親的記憶，九歲以前較少；就相關資料來看，僅見蔣氏回
憶六歲就學後「頑劣益甚」而受母親責罰之記事。蔣於1921年6月母親過世後，親
撰〈先妣王太夫人事略〉，謂：「中正幼年多疾病，且常危篤。及癒，則又放嬉跳
躍，凡水火刀棓之傷，遭害非一。以此倍增慈母之憂。及六歲就學，頑劣益甚，而
先妣訓迪不倦，或夏楚頻施，不稍姑息」。
類似記事，無法一一引述。蔣介石對母親教誨念念不忘，數十年後仍有十分深刻
的記憶，這對他之行事與人格應有一定影響。但究其實質，人的記憶也是選擇性
的。人對事物的記憶，除了基於個人因素外，也不免是出於社會、文化價值觀的影
響。傳統中國曾以「母儀天下」作為統制階層女性的典範。這種價值觀在舊價值體
系動搖的20世紀中國，難免受到相當的衝擊。就此而言，蔣介石對於母愛的記述，
在個人感懷層面之外，又帶有多少公共性的意涵呢？親情與政治，並非不相影響。
探析國民黨對母親與母愛文化的製造，正是可討論的議題。


子題十四：蔣介石與第三黨派的發展（吳淑鳳）

中華民國肇建，曾有試行政黨政治的機會，但因宋教仁被暗殺，正要萌芽的政黨
政治隨遭扼殺。其後軍閥亂政，讓帝國主義有機會侵奪中國主權，使得蔣介石肯定
中國必須依照孫文遺教的規畫，經由中國國民黨的訓政，才能走向憲政。在國民黨
的訓政及其制訂「限制異黨活動辦法」下，原本其他黨派很難有發展機會，但因國
難當前，必須團結國人。蔣介石在訓政體制下如何容納其他政黨參與政事，並在結
束訓政邁向憲政時，對於政黨政治的認識與操作，特別在國共內戰期間，對國共以
外第三黨派的運作，適可考察其對現代中國推行政黨政治的阻力與助力。



三、 團隊擬採之運作方式與管理機制

「蔣介石與現代中國的形塑」研究計劃，預計以四年的時間進行，以整體進程而
言，分為近、中、遠三個階段執行。
近程目標以「閱讀史料、整理」為主，執行時間為第一及第二年。此階段各子題
的研究，皆以基礎調查整理與蒐集研究所必需之資料，並且加以整理，以利後續研
究之用。具體辦法為邀請國內研究蔣介石檔案之學者專家，並以傳承精神，利用團
體活動的方式帶領碩博士研究生，以國史館所出版之蔣中正總統文物檔案《事略稿
本》為閱讀與討論之基礎，每月舉辦研讀會外。另預計舉辦二場工作坊（一年一
場）。
中程目標以「運用」為主，執行時間為第三年。此階段的工作在於應用之前所蒐
集整理之資料，進行分析與論述的研究，並藉由該計劃中各領域的專家學者，定期
就各自進行的研究成果，相互討論，已達互補互長之功。具體辦法，除繼續按月舉
辦讀研讀會外，預計舉辦一場國際學術研討會。
遠程目標以「成果展現」為主，執行時間為第四年，此階段的工作在於整合前三年
所成之研究成果，對外進行發表。預計每位子題負責人能在子題的研究基礎上出版
一本專書。
綜上所述，在本計劃執行期間內，本研究團隊預計採取的運作方式與管理機制如
下：
1. 研究團隊的常態運作方式為各子題研究者，平日各自進行研究，擬訂於固
定時間進行聚會，討論與發表此期間各自的研究進度。
2. 藉此研究計劃之機，整合中國現代史領域之人才。
3. 本計劃在四年的執行過程中，預計以讀書會、工作坊的討論形式，累積到
一定的成果時，召開大型國際學術研討會，加強與國內外學界之間的討論與聯繫。
4. 利用本計劃之執行成果，將其出版為研究專著，進而將數本以上的專著集結成相
關系列叢書。
5. 透過讀書會，定期聚會討論與閱讀相關的資料，以期達到獲得更加深入的
成果。另外，也可利用此機會，指導研究生撰寫相關之論文，以培育更多的研究
者。

研讀會運作上，以共同閱讀《事略稿本》為主。《事略稿本》是蔣介石自1927年
起，有計畫地將自己經歷的政治、軍事、外交、黨政等活動的內容，託人逐日記
下，並經其本人校定的第一手資料，可說是蔣親自定調的材料，也是窺探蔣一生謀
略與事功的絕佳史料。由於《事略稿本》內容繁多，且經出版系列，目前共有71冊
之多，研讀會預計每月閱讀一冊，故得分期辦理研讀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