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輕時期的蔣介石，曾於1906年4月到1911年10月間到日本留學，此乃眾所周知的事。這一項經驗對他後來的政治領導與政治思想，產生了很大的影響。蔣介石一生中曾一再談到此一經驗，而且許多研究者也證實此一事實。

 

然而問題不只是這樣。蔣介石的留日經驗並不是單一的孤立事情，我們也有必要來持續注意考察他與日本接觸的條件方法，以及他與諸如蘇聯、英國與美國等國家接觸的條件方法。透過這樣的研究，具有讓蔣介石留日經驗橫向擴展的功能。還有，蔣介石的日本留學經驗並不侷限於那個時期，而是要考慮於他生涯中的政治指導與政治思想的關連事物。在此意義下，蔣介石的留日經驗具有縱向的廣度。易言之，這一種觀點是要將蔣介石的日本留學經驗拿到 20 世紀中國政治史中來探究其地位特質。在這裡，我們應該要注意的是，縱使能夠確認蔣介石的日本留學事實，他自己在那時期所談論的事物卻是極度稀少。其留日經驗 大多是他在後來所敘述的。一個人在回憶、談論過去時，通常會強調某些因素而遺漏其他因素。蔣介石後來談論其日本留學經驗以及論述中所產生的論理結構，是由其回想時的環境所決定，若再擴大其範圍的話，就是由其生涯的政治生活與近代中國政治環境所決定。在此意義下，蔣介石的留日經驗實際上是參雜著留日事實、後來所談論的留日經驗以及更進一步對於超過留日時期的整個日本的印象與看法。

 

        

 

「蔣介石的政治」這樣的文字表達可能有些語意不明。這裡我所要探究的是蔣介石身為中國政治家在處理種種政治問題過程所持的心理與態度。也因此特定的政策、思想與意識型態在此並非分析的對象。這為理解蔣介石、國民黨的個別政策提供了參考架構，而且其中包含著近代中國政治家所具有的普遍性共通要素。蔣介石在1906至1911年間曾兩度留學日本，可以分為清華學校時代、振武學校時代與高田第十三師團野戰砲兵第十九聯隊時代三個時期。後人對於這段時期，蔣介石在日本的行動足跡「事實」並不是很清楚，許多既有的蔣介石留日時代研究，都是以他後來的回憶為基礎寫成，也就是說把「記憶」當成「事實」來處理。然而，「記憶」並不就是「事實」，而是透過「記憶」來選擇的「事實」。也就是說當時的某些面相遭到割捨，而某些則被附加上去，透過「記憶」所選擇的「事實」並非事實本身，而是反映記憶者在那個時期的印象結構。我是從確認留日時代的蔣介石活動事實出發，再重新建構後來他所敘述的留日時代記憶。因此，所述的留日時代足跡與其說是事實本身，無寧是反映了蔣介石對日本及對政治的心理。

 

對照前面所抽出的日本留學期為中心的蔣介石留日體驗記憶來看，記憶並不是敘述所有的留日生活。記憶是對在日本多樣性生活的一種側面性選擇。這裡所指「自強」的態度、指導者相對於人民的知識性與物理性上的優越意識、創造強大中國的欲求及雪恥的意識等，都構成了領導者對民眾實施代行主義指導的一部分。在此意義下，這裡所呈現的蔣介石態度是處於20世紀廣大中國政治之內 的對應位置之上的態度。從以上所看到的論述可以知道那樣，蔣介石直接、間接的日本體驗本身，與其說是他對政治態度的核心，倒不如說具有因應那個時代狀況的手段意義要來得真確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