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中正先生講座」,預計每一系列由主講教授進行二到三場的演講與座談,以期達到
學術競合之功效。系列講座的第一位主講者,為北京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研究員金冲及
教授,其將在政治大學與國史館各別舉行一場演講,講題分別是〈七七事變前蔣介石的
對日政策及其演變〉,以及〈抗戰時期的國共關係〉。
一、金冲及教授簡歷
北京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研究員,是著名的辛亥革命史、孫中山研究專家,主要研究辛亥革命和中國現代史。
主要的著作有《轉折年代──中國的1947年》、《二十世紀中國的崛起》、《二十世紀中國史綱》;此外並主編了《周恩來傳》、《劉少奇傳》、《毛澤東傳》等書。與他人合著的著作,計有《辛亥革命史稿》(第1-4卷,上海人民出版社)、《從辛亥革命到五四運動》、《論清末的立憲運動》(與胡繩武合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發表的學術論文,有〈辛亥革命的歷史評價〉、〈同盟會領導的武裝起義二題〉、〈辛亥革命和中國近代的民族覺醒〉、〈試論孫中山晚年的道路〉、〈論蔡鍔〉等篇章。金冲及教授的著書立論與發表文章,都圍繞在中國近代史與革命史相關,對個別人物的細究亦為其專長。
二、〈七七事變前蔣介石的對日政策及其演變〉講綱
七七事變前幾年間,蔣介石的對日政策發生了重大變化:從「攘外必先安內」,到停止內戰、合作抗日。這個變化是許多人原來沒有想到的。為什麼看起來似乎無法調和的對抗力量會走上停止內戰、合作抗日的道路?為什麼蔣介石的對日政策會在幾年內發生這樣大的變化?這個問題自然會引起人們很大的興趣和關懷。
蔣介石的內心其實是存在著矛盾:日本對華侵略的形勢發展到這個地步,「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關頭」,抗日戰爭已是非打不可了;但試試如能先把共產黨消滅掉,這對他更為理想。西安事變的發生,完全出乎蔣介石意料之外,對他起了極大的震憾作用。這件事對他的影響至少有兩點:一是經過福建事變、兩廣事變;特別是這次又發生他沒有想到過而又採取如此激烈手段的西安事變,使他看到不但全國大多數民眾強烈要求抗日,就是他的軍隊中同樣充滿著這種幾近忍無可忍的情緒。他對一個熟悉的美國記者說:「若任由日本占領華北而不作抵抗,他將失去中國的民心,亦會失去手下大多數將領的支持。」 二是事實也使他看到中共的軍事實力雖然比較小,但無法把它消滅。周恩來同蔣介石的面談(這在蔣介石日記中只字不提,但在宋子文日記中講得很詳細)也給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使他多少感受到中共的誠意。這些因素使他終於下了決心。這以後,儘管還有這樣那樣的障礙和波折,但停止內戰、合作抗日的新局面終於形成了。
歷史就是在這樣充滿矛盾的運動中前進的。
三、〈抗戰時期的國共關係〉講綱
國共兩黨,歷史上有過兩度合作、兩次破裂。合作期最長的是八年抗日戰爭。
這兩次合作是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發生的。如果把兩者比較一下,就會看到第二次合作至少有著四個明顯不同的特點:
第一,它是在中日民族矛盾處在壓倒一切地位時形成的。一個民族敵人深入國土這一事實,起決定一切的作用。中華民族已處在生死關頭。中日矛盾尖銳化,把國內矛盾減低到次要地位,決定了這次合作能較長時間地保持下去。
第二,它是在國共兩黨經歷了十年內戰後重新攜手合作的,可以說經歷過一場生死搏鬥。中國共產黨在一九二七年和一九三四年曾兩次被推到毀滅的邊緣。這種傷痕是難以很快消除的。抗戰期間,國民黨一面抗日,一面總想找機會限 制、削弱以至消滅共產黨,而共產黨也時刻抱有戒備,給這次合作帶來許多複雜性,包括嚴重的矛盾和衝突。
第三,它是國共雙方都有著自己的政權和軍隊的情況下合作的,這也和第一次國共合作時不同。抗戰時,國民黨有著全國性的政權和強大的軍隊,處在優勢的地位,合作是不平等的。共產黨也有了自己的軍隊和政權,並且在敵後有很大發展。因此,對共產黨領導的軍隊和政權,國民黨當局力加限制,共產黨要盡力反限制,一直成為兩黨矛盾的焦點所在,直到戰後的政治協商會議時還是這樣。
第四,它是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逐步形成和展開的國際大背景下實行的。中國的抗日戰爭成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 的組成部分。作為盟友的美英和蘇聯的態度及其變化,對中國國內的局勢(包括國共關係)有著不可忽視的影響。
總之,在八年抗戰期內,國共兩黨之間儘管風波迭起,但合作抗日的局面一直沒改變。歷史事實說明:中華民族,炎黃子孫,合則兩利,分則俱損。在抗戰勝利已近六十八年的今天,回顧這段歷史,依然使人不禁感慨萬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