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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誠與現代中國學術研討會 郝柏村先生專題演講紀實
2015-04-29
時間:104年3月5日(星期四) 9:30-10:20

地點:社會科學資料中心一樓展演廳

主講者:行政院前院長郝柏村先生

今天是「陳誠與現代中國」學術研討會,我受到邀請專題演講,實在不敢當。我自己不是學界人士,沒有進行什麼研究,不過辭修先生是我在軍中的前輩,雖然我沒有榮幸追隨過他,但是他的行誼、功業、德望,我是相當了解。這次學術研討會的題目,我認為很好,一方面是「誠樸輔國」,誠樸這個詞,之於辭修先生可說是個很好的榜樣。另一方面,何為「現代中國」?我認為是個國際地位平等的中國,是個領土主張完整的中國,是個政治地位平等的中國,是個經濟地位平等的中國,這就是三民主義理想的中國。雖然,中華民國沒有能夠涵蓋整個中國的領土,來跟隨孫中山先生建國的理想,我想是他的理想而不是教條,來建國。從蔣公日記當中,他在大陸最危急的時候,認為難以支持下去的時候,他在日記裡寫道,他凡事都有最後一招,那就是撤退到臺灣,他把這最後一招交給了陳誠先生處理,陳誠先生至少完成了最後一招。老總統蔣公在民國39(1950)年3月1日宣布在臺北復行視事,就宣布要建設臺灣為三民主義的模範省,前15年就完全是陳誠先生負責,也可以說是陳誠先生,為臺灣成為三民主義的模範省奠定了深厚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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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要講抗戰的一部分。陳誠先生是黃埔第一代的老師,也算是最年輕的,其他老師都與校長蔣公差距僅2、3歲,惟獨陳誠先生與蔣公相差10歲。他在軍中的聲望,主要是領導第十八軍,軍紀嚴明,其團隊精神是國民革命軍中的模範部隊。那時國民革命軍,第一師第一軍及十一師十八軍,這兩個部隊都是蔣總統的王牌,所謂「只有不能打仗的將沒有不能打仗的兵」,十八軍不論在內戰或是抗戰,都是所向無敵。十八軍在雙堆集被圍,在大陸最後的會戰,徐蚌會戰當中整個失敗了,這是整個國軍的失敗,而不是十八軍單一軍的失敗。十八軍,也就是之後的第十二兵團(1948年11月以原十八軍為基幹編成)出來的幹部很多,來到江西招募新軍,然後就發生古寧頭大戰,古寧頭能獲致大捷,臺灣能有今天,這一仗是很具決定性,再再證明陳辭公在軍中領導所建立起的國民軍風範。我個人雖然沒有機會親近陳辭修先生,但是在黃埔軍校畢業,所以聽過陳誠副總統的演講。不過在十八軍的時候,胡璉可以算是他的傳人,我有幸跟隨胡璉10年,也無形中間接學習到陳辭公治軍、從軍的心得。

今天演講的主旨是關於抗戰當中的淞滬會戰(八一三戰役/第二次上海事變)。對日抗戰,當時西安事變剛剛結束沒有多久,餘波都還沒有處理完。雖然這時中國在表面上內戰停止了,但是實際上卻是軍閥割據的現象,以至於中央的政令軍令都無法統一,中央只有控制了江蘇、浙江、安徽三省,江西南部歸中共管轄,其他像是四川或雲南,老實說表面上是聽中央,實際上陽奉陰違,蔣委員長因此希望西安事變後,至少能夠有3到5年時間從事抗戰的準備,當然日本軍方不容許有這時間。七七事變至今已經過了78年,我們知道在抗戰之前,對日本的政策是安內攘外,「和平未至絕望時,絕不放棄和平,不到最後關頭,絕不輕言犧牲」,當時有許多人假抗日之名來反蔣,當時陳誠先生可以說是蔣總統安定內部的王牌。民國25(1936)年6月1日,陳濟棠、李宗仁策動發生兩廣事變,在西安事變之前,表示要群起抗日,組成國民革命抗日救國軍,所以才有了兩廣事變。兩廣事變最後的平定,都是有賴將陳誠先生派至廣東。西安事變的時候,陳誠先生也被關了起來,西安事變之前,綏遠、西北、華北特殊化,這時蔣委員長也只有派陳誠先生前往綏遠。在抗戰期間,陳誠先生是中央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部長,當時軍事委員會下設有6個部,陳誠擔任政治部部長,可說是最高統帥部裡的重要的決策者,也是抗戰第一線重要指揮官。從上海戰役開始,他就是左翼軍的總司令,十八軍在左翼,第一軍在中央。

其實所有的黃埔軍都被投入了上海會戰(淞滬會戰),因為當時抗戰的唯一戰略就是持久戰,維持抗戰有兩大重要的根本問題,一是可靠的後方抗戰基地,維持生存力與抗戰的成長,二是維持國際通路,這是維持持久戰的兩個要素。如何達成這些因素,就是要有很多戰略上的考量。如諸位所知,中央的軍事力量無法佈防在黃河以北,所謂華北特殊化,實際上就是敗了一線,這時候要長期抗戰,中央軍要調到北部去增援是相當困難,同時後方的補給線又很長。國軍主要的陣營都在江南,日軍最有利的戰略,就是沿平漢路南下,經過河北平原、河南平原,中間困難的地形只有一個武勝關,那還算不了什麼,很快就會打到漢口。如果作戰戰線真的是由北向南,日本大概可以在三個月內取得武漢,將中國切成了東西兩塊。當時中國的精華,無論是經濟還是農業,都是在平漢路、粵漢路以東,如果讓中國在南京與上海之前就失去武漢,就無法經營四川,作為抗戰根據地。

日本最初號稱三月亡華,就是打算消滅蔣委員長第四部隊,迫其投降,再扶植各地割據的軍閥,由日本控制,使中國陷入分裂的局面。因此,蔣委員長決定將主要戰線拉到江南,所以到了上海。日本當時有17個師團,用在上海戰役的12個師團,用在北方的不到6個軍團。雖然當時在上海戰役的軍事作戰是採取守勢,但是是陣地防禦,陳誠將軍負責上海戰役的左翼軍團,擔任左翼軍團的總司令,十八軍當然就包含在其中,但也不僅只有十八軍。這場戰役打得十分慘烈,真的是血流成河,雖然上海戰役打了3個月還是沒守住,但這場戰役的意義非常重大。首先是打開了中國長期抗戰的決心與信心,日本稱要三月亡華,但我們光是在上海就打了三個月;其次,儘管是死傷相當慘重,但卻使得其他國軍瞭解到要繼續支持抗戰的重要性,但還是有少數的例外,像是韓復榘,讓他守西南然而他卻放棄,所以被處決。因為必須要爭取經營抗戰基地的時間,讓四川成為抗戰的基地,如果武漢先丟了,那我們就無法再經營四川。

但是四川本身非常複雜,國民政府都已經遷至四川了,然而四川省主席還是難已產生,原本蔣委員長打算讓四川成都出身的張群出任四川省省主席,本來是非常名正言順,但還是不行,所以最後是由蔣委員長自己來兼任四川省政府主席,而張群則是擔任秘書長,並實際上掌管負責。可見在抗戰之初,雖然以四川做為基地,但是在四川中央的政令、軍令都難以完全傳達,而這些都有賴於上海會戰之後獲得疏緩。在上海戰役,陳誠將軍領導的左翼軍,打得很慘、犧牲很大,最後還撤退到安徽、浙江,然而上海會戰不但打破日人三月亡華的美夢,同時因為上海有租界,更讓國際人士看清中國的作戰能力,是可以繼續打下去的。如果舉同樣在二次大戰的例子,法國6週就投降了,中國僅僅在上海就支撐了3個月,是很了不起的。

上海會戰之後,另一場重要的戰役就是武漢會戰,而武漢會戰的主角就是陳誠將軍。陳誠將軍以武漢衛戍總司令的身份來指揮作戰,讓日人從由北往南打向武漢的路線,改為由上海沿著長江的東向西打戰線,主作戰線的變更是中國能夠長期抗戰的第一個重要戰略,打下持久戰基礎,陳誠先生是主要的要員。從蘆溝橋事變到武漢會戰結束,稱之為第一期抗戰,陳誠將軍為我們多爭取了1年3個月的時間,利用這段時間,將華東地區幾個重要的機構,能夠移到平漢路、粵漢路以西,同時穩定軍政、軍令的統一,可以順利傳達貫徹到四川、雲南,鞏固了抗戰基地的基礎,奠定長期抗戰的能量。

武漢會戰之後,日本提出了條件,由德國大使陶德曼(Oskar Paul Trautmann)來調停,蔣委員長表示若要湖南,則必須先回復到七七事變前的狀態,換句話說就是要日本先退出南京、上海、北平、天津之後再談。不過抗戰陣營內部並非沒有動搖份子,例如汪精衛就動搖了,接受日本的調解。蔣委員長在武漢會戰之後,之所以能夠堅持抗戰到底,陳誠將軍可說是主要的支持者。大家都知道,在武漢會戰之後,主戰場是在湖南,湖南被稱為第九戰區,所以是由陳誠先生來擔任第九戰區的司令長官。哪裡重要,陳誠先生就會被派往那裡。四川的門戶是在鄂西,日本從未放棄進攻四川的計畫,因此之後接連發生了石牌會戰(石牌要塞保衛戰) 、鄂西會戰,在第六戰區,也是陳誠將軍帶領的十八軍,成功守住了石牌。石牌可以說是二次大戰中國戰區的史達林格勒,這也是在八年抗戰中唯一未被攻陷的。石牌守住了,我們始終堅守住四川的門戶,所以在八年抗戰期間,日軍只能以飛機在空中轟炸四川,陸軍都無法進入四川,這也是抗戰持久勝利的極重要因素。石牌會戰的主帥,又是陳誠將軍。二次大戰以後,我們又派了遠征軍,所以陳誠先生又做了遠征軍的司令長官(1939年-1945年)。日本在一號作戰(豫湘桂會戰/大陸打通作戰)的時候,陳誠又調為第一戰區的司令長官。

我們可以看到,在八年抗戰當中,司令長官當得最多的人,就是陳誠將軍。他從第九戰區、第六戰區、遠征軍戰區,接著到第一戰區,換句話說,哪裡重要或是哪裡危急,蔣委員長就會指派陳誠先生前往。那時,我個人還只是一個年輕的軍官,我才20幾歲,在陸軍大學求學,當時在我們一般年輕軍官心中,有一個理想性的看法,認為陳誠將軍代表進步的力量,是最理想的接班人,那個時候還不是很明顯,到了臺灣以後,很明顯的陳誠先生就是接班人。在汪精衛叛離之後,國民黨就沒有設副總裁,惟獨到了臺灣,由陳誠先生接任了國民黨副總裁,後來也接任了副總統,可惜天不假年,這是黨國的損失。

然而由陳誠先生所定下來的,對於臺灣,以及我們中華民族應走的路,都完全貫徹了蔣總統的接班路線。陳誠先生就說過,蔣委員長的領導,首重忠誠,重要的幹部如何應欽等人,始終是絕對忠誠地服從命令,陳辭公先生自然也不例外,絕對的服從命令、執行命令。雖然從蔣公的日記可以看出來,陳誠先生時常會鬧情緒,那是因為他與蔣公有意見不同之處,而蔣公又不同意,所以就有些小情緒,但是他最後仍然秉持崇高的軍人武德,執行蔣公的命令。從抗戰大家可以瞭解到,從上海戰役、武漢會戰、石牌會戰、長沙會戰,以及遠征軍的會戰,在這些戰役,陳辭修先生,他都是主要角色。在八年抗戰期間,國軍能夠持久作戰,都是有賴於陳辭修先生忠誠貫徹蔣公意志的結果。長沙會戰以後,陳誠先生前往湖北,司令長官一職交給薛岳,薛岳可說是陳辭公先生的化身,是辭公先生的武德,以及治軍風格傳承發揚的榜樣。

來到臺灣以後,臺灣當時可說是心惶惶、兵荒馬亂,情勢非常地危急,這時只有派陳辭修先生來臺任省主席,以安定時局。退到臺灣的散兵游勇,只有陳誠將軍能夠整編安置,現在看起來很簡單,做起來是非常困難的事。辭修將軍任勞任怨,因而蔣公最後一樁要事的成敗,就是交給了陳辭修先生身上。蔣總統在民國39(1950)年3月1日復職之後,以建設臺灣成為三民主義的模範省為目標,這個任務就是交給陳誠先生來執行。陳誠先生當過兩任行政院院長與副總統,進行土地改革,從大地主手上將田地拿出來,拿公營事業的股票來交換,讓自耕農按時繳交租金,實行耕者有其田,成功推行了土地改革,可以說是臺灣社會安定的重要基礎,也是共產黨無法滲透到臺灣的要素。接著過了1年多,臺灣就辦理了縣市長選舉,完全推行了民主政治,回歸三民主義的精神。臺灣的民主化、工業化,都是奠基在陳誠先生的功績。

陳誠先生在軍人將領當中,和學者來往頗為密切,真正是一位允文允武的國家領導人才,如今我們以學術研究的角度來緬懷他,今天兩岸的學人以及青年學子,都希望建設強大、自由、民主、均富的大中國,如果能以陳誠先生無私、廉潔、勤政與以身做則的行事風範,就是十八軍的軍風,也是國民革命軍的軍風。僅管他後來不做軍長了,不論是十八軍的誰來接手,都必須維持這個傳統,這也值得年輕世代思考。透過這次學術研討會,我希望將陳誠先生治軍、從政的風範,傳承給年輕世代的政治領袖們,以陳誠先生為師,我想應該會有重要的影響與成果,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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