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是外交史研究群連續第11年辦理年度研討會，自2009年成立以來，一直致力於摸索並建構臺灣外交史論述的主體性，且著重從全球觀點與多元解釋，重新理解近代以來的國際歷史發展。

本次會議特別邀請國內研究北洋外交史的權威學者唐啟華教授，以視訊的方式進行專題演講，分享其長年從事北洋外研究的經驗心得，與青年學者交流，激發多元思考，傳承學術脈動。

除專題演講及2場座談討論外，共分為3個主題6個場次，發表13篇專文，聚焦探究20世紀以來，在國際秩序的反覆變動中，新、舊外交的變換與影響。進而反思在新、舊外交思維交替的過程，國際局勢的發展與變化。

開幕式請到國立政治大學人文中心周惠民前主任擔任致詞嘉賓，同時主持「外交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座談。周前主任雖然已於本年7月自政大退休，但在其擔任中心主任的十餘期間，一直大力提倡並支持近代外交史的研究。他期勉「中外關係與近現代中國的形塑」研究團隊能秉持過去的傳統，繼續耕耘努力，除維持成員間的凝聚力外，並致力開創新的意圖與擴大研究能量。研究團隊的例任執行秘書天津南開大學歷史學院王文隆副教授與國防大學通識中心任天豪副教授、現任秘書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文所應俊豪教授，以及下任秘書輔仁大學歷史系蕭道中副教授則擔任座談會與談人。在對談中，諸位教授談論到近年來隨著兩岸局勢的緊張，以及中國方面對於外交史研究的諸般限制，使得學術研究氛圍與互動受到很大的影響。然而，危機即是轉機，這或許提供了臺灣外交史學界未來可能發展的新契機，可以藉此時機，利用新開放的史料，嘗試建立多元史觀，並爭取近代外交史論述的話語權。

開幕座談採半實體半視訊方式舉辦，由政大歷史周惠民教授擔任主持人，輔大歷史蕭道中教授、海大海文所應俊豪教授、國防大學任天豪教授、檔管局許峰源研究員，以及以視訊參加的南開歷史王文隆教授共同與談。

主題是外交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中研院近史所張力研究員發表看法。

專題演講部份，由政大歷史系退休教授唐啟華老師主講，講題為〈陸徵祥與中國的「舊外交」與「新外交」〉。唐教授為國內研究北洋外交的權威學者，撰有許多重要專書，如《北京政府與國際聯盟，1919-1928》、《被「廢除不平等條約」遮蔽的北洋修約史（1912-1928）》、《巴黎和會與中國外交》等，近年來則致力於陸徵祥與中國外交的研究。此次演講，唐教授即透過陸徵祥這位重要外交官為核心，探究從晚清乃至於民國，中國外交的「舊」與「新」。

專題演講邀請到政大歷史系退休的唐啟華教授以視訊方式，主講〈陸徵祥與中國的「舊外交」與「新外交」〉。

由政大歷史劉維開教授擔任主持人。

在論文發表部分，本研討會所規劃了三個主題、六個場次，共計13篇論文。

第一場次、「公開外交思維下的國際互動與多方協調（一）：中華民國的外交活用」。輔仁大學歷史系蕭道中副教授報告冷戰格局下，1961年聯合國蒙古人民共和國入會案，國防大學通識中心任天豪副教授則是分析中華民國化體育外交的思維開展與歷程。

蕭道中副教授的論文題目為〈維護傳統或開創新局：沈昌煥與1961年聯合國蒙古人民共和國入會案〉。他認為在中華民國戰後歷史的發展過程中，蒙古人民共和國申請加入聯合國的入會問題曾對臺灣的內政、外交都帶來很大的風波。基於反共抗俄、維繫正統的立場，1955年中華民國行使否決權阻止外蒙入會，曾引起國際社會軒然大波。1961年外蒙入會問題更形複雜。外蒙入會符合亞、非被殖民民族獨立建國後加入國際社會的普遍願望；美國推動美蒙關係正常化與兩個中國的嘗試使臺北對此案保持高度的警惕，中美間因此展開了曲折而密切的交涉。沈昌煥自1954年擔任外交部政務次長，1960年出任部長，長期參與外交政策的制定與執行。1961年他率領代表團赴紐約，參與當屆的聯合國大會，是這一案件的重要參與者。蕭道中運用中美雙方的外交檔案、回憶錄與報刊資料，嘗試釐清沈昌煥與這一案件的關聯，深化對戰後中華民國外交史的認識。

任天豪副教授的論文題目為〈強身健體惠民國——中華民國化體育於外交的思維開展與歷程〉。任天豪分析「體育」與「外交」本質上大不相同，前者更不似後者之「正式」、「官方」等性質，而以民間活動的內涵為主。然事實上，各國透過體育活動試圖達到外交功效之舉亦屢見不鮮，可見體育、外交並非無法兼容。此外，在體育牽涉「競爭」性質概念之上，也可感知其與外交此類事務具有近似的內涵，是即以「實力」爭逐競爭中的成效，可見現代體育確有涉及政治意涵的性質。由是，探討體育與當時國際局勢的關聯狀況，以及政府、國家在其中之外交行動如何因應，自應有外交史、國際史研究方面的意義。特別在被一般理解為國際格局壁壘分明的冷戰期間，體育是少數得以突破集團、陣營界線的跨國性活動，故自更有做為探討體育如何在冷戰氛圍籠罩的環境下被理解、實踐，並在形式上達到現代外交界所倡導的「避免衝突」理念等之各種學術價值。任天豪著重以檔案史料的外交史研究取向為基礎，運用臺灣《外交部檔案》等一手史料，爬梳自體育成為近代中國的一種「強化國力」之手段以來，如何在概念及行動上，漸將其原屬民間活動的性質運用於官方的外交舉措中，成為中華民國獲取政治效益之一途的歷程。

第二場次、「公開外交思維下的國際互動與多方協調（二）：戰後臺灣的國際文化交流」。南台科大通識中心楊子震助理教授討論戰後臺灣童軍運動中的國際交流，中原大學通識中心鄭巧君兼任助理教授則從亞洲影展，看臺灣電影產業的發展及國際交流的歷程。

楊子震助理教授的論文題目是〈戰後臺灣童軍運動中的國際交流──國民創出與視野開啟的鑲嵌〉。他認為以戰後臺灣的童軍運動為研究對象，整理其開創及籌備的概況，並就其國際交流活動的參與及經營，可以考察彼時中華民國國際參與的另一側面。童軍運動迄今已有百餘年歷史，為世界規模的青少年教育組織。一方面強調欲鍛鍊青少年，具有國家性的目標。另一方面，亦抱持著世界關懷，兼具國際性的色彩。戰後初期臺灣的童軍運動發展的主要推動者為國民政府派至臺灣負責接收業務的文教官員。然而，因經費及師資不足等限制，戰後臺灣的童軍教育並無法以由上而下的方式順利開展。在國際交流方面，戰後初期臺灣的童軍運動則主有以下參與途徑：參加國際露營活動、參與國際童軍會議，以及選派服務員前往國外接受訓練或協助辦理訓練。中國童軍總會於恢復會籍以後，每屆世界童軍大露營皆盡力組團前往參加。特別是在亞太地區舉辦的世界童軍大露營，往往組織陣容龐大的代表團前往參加。惟衡量彼時的臺灣政治經濟國力，實存在超乎純粹民間交流以外的目的。

鄭巧君助理教授的論文題目是〈星光雲集──從亞洲影展看我國電影產業的發展及國際交流的歷程〉。她認為臺灣影片受到政治力的影響，出產的影片內容以符合國家意識或利益為主，在國際場合上不見得受到青睞，因此參加國際影展的政治外交意義往往大於經濟性。1964年由臺灣首次舉辦亞洲影展，如何在日本、韓國、香港、馬來西亞、泰國、越南、菲律賓之間協調彼此的需求、邀請與會，便是外交手腕的展現。如何舉辦首次承接的國際影展，對國內不管是電影業或社會大眾都是一項考驗，同時也是一場盛宴。然而因為國際上眾多影展的排擠效應、加上會員國的熱衷程度不如以往，亞洲影展所能帶來的商業價值也下降，使得亞洲影展的重要性逐漸降低。當1972年輪到臺灣再次舉辦亞洲影展時，其盛況已不如當年。

第三場次、「平等互惠原則下的民間交流與商業活動（一）：中華民國與東南亞的關係」。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文所應俊豪教授從「殖民」與「惠民」的反差，剖析二戰期間中英印關係的重新形塑。國家檔案局應用服務組許峰源則研究戰後中華民國維繫與開拓臺泰關係的努力。

應俊豪教授的論文題目是〈「殖民」與「惠民」的反差與變奏：沙潔福與戰時中英印關係〉。他認為透過沙潔福報告，可以清楚觀察到戰時中英關係，在印度與西藏問題爭議上，呈現出「殖民」與「惠民」的雙重變奏。當中國人基於「惠民」考量，表現出對印度人民的同情與支持之際，英國方面同樣也本於對西藏人民的「惠民」觀點，希望協助其確定自治地位，免於中國勢力的箝制。無獨有偶的，當中國人一再指控英國只顧確保「殖民」利益，鎮壓公民運動，妄想戰後繼續奴役印度人民時，英國方面則譴責中國不但有意取代英國，透過移民手段控制印度，甚至還沈迷於過去天朝體制的榮景，意圖將類似「殖民」的遺毒，重新根植於西藏地區。直言之，相當諷刺的是，無論印度還是西藏問題，中英彼此都在強調惠民與維護人民利益的同時，指控對方的侵略與殖民意圖。

許峰源研究員的論文題目是〈政經分離、技術惠民：中華民國維繫與開拓臺泰關係的努力（1972-1978）〉。他評估1949年以降，泰國乃是東南亞國家中反共的重鎮，亦是中華民國在該地區主要的友邦，彼此邦交素睦、立場相近，雙方合作關係漸有基礎。1970年代，國際政治局勢詭譎多變，亞洲反共情勢已大異於前，在此變局之下，泰國基於自身的政治體制、宗教信仰、歷史背景與社會結構等因素，其原本立場雖不致遽然更弦易轍，但為適應現實以謀求自保，其對外關係必須彈性運用。從若干跡象顯示，其傳統政策已有改變的趨勢。面對中共取代中華民國進入聯合國，泰國要擠身重要事務，若有中共聲援方能獲得良好結果；反之，泰國在聯合國與中共唱反調，恐怕會漸漸失去國際舞臺。另一方面，美國對中共友善態度，也左右泰國放棄反共主張，唯有以美國馬首是瞻，才能保障美方提供源源不絕的各種支援。

第四場次、「平等互惠原則下的民間交流與商業活動（二）：條約與經貿關係背後的國際現實」。天津南開大學歷史學院王文隆副教授討論二戰後《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條約》背後的偽平等。戴振豐博士探究冷戰思維下日中台經貿問題台日之交涉。

王文隆副教授發表的論文題目是〈平等互惠下的不平等？圍繞《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條約》的討論〉。他認為目前學界的一般看法，咸認為《中美商約》是一條看似平等但實際上極不平等的商約，在歷史定位上亦復如此，一如當時反對派所宣傳，將此約視為「美蔣勾結」的新不平等條約。然若將本約的幾個爭議點攤開來看，或許能知無論是國民待遇、最惠國待遇，不僅是行之有年的作法，也是中國修正清末以來不平等條約時要達成的目標，亦即是為國民爭取在他國的非歧視待遇，調降他國國民在華的特殊待遇，並將彼等納入我方的法律管轄。而美方取得他國沿海航行及開放口岸之載運裝卸權利，以及美方給予他國同等權利，《中美商約》皆非首例。最後，為應《中美商約》的通過，國民政府修改《公司法》，強化外國公司的認許制度，實際上確保了本國公司與外籍公司往來的權益，也保障了政府對外籍公司在華的管轄權。即使退一步來說，中美雙方經濟實力懸殊，顧慮於中方可能迫於美方壓力而不得不讓許更多利權、開放更多沿海與江岸口岸，然與美國簽署相似條約仍大有國在，也不見各該國的抗爭，可見這一層顧慮或許只是政治病的衍發。

戴振豐博士發表的論文是〈日中台經貿問題台日之交涉（1962-1972）──以日圓貸款協定為中心〉他認為中華民國與日本國在1965年簽訂了第一次日圓貸款協定，在協定到期後又在1971年簽訂了第二次的日圓貸款協定。台日之間的日圓貸款協定，其緣起在日本方面與戰後日本的對外援助有關。日本戰後的對外援助與戰爭賠償息息相關，1954年10月日本作為援助國加入了由大英國協國家主導的「南亞及東南亞經濟合作與發展的可倫坡計畫」，日本對台的日圓貸款即是日本對外援助其中的一部分。

第五場次、「大國強權政治下的武力對抗與權力均勢（一）：戰間期日本活躍的年代」。政大歷史系朝野嵩史博士候選人研究一戰後日本對於中國要人的政治庇護及其外交舉措。科技部人社中心林亨芬博士後研究員討論一戰日本出兵西伯利亞期間與北滿馬賊的接觸、衝突及強權政治。

朝野嵩史博士候選人的論文題目是〈「溥儀出宮」與日本公使館的庇護舉措（1924-1925）〉。朝野分析主導溥儀逃入日本公使館的關鍵人物，應是日本軍人竹本多吉與鄭孝胥。溥儀獲得日本公使館的庇護後表示希望東渡日本，日本公使芳澤謙吉也對此表示支持，但外務大臣幣原喜重郎堅持反對，並建議移居天津租界。幣原喜重郎認為若溥儀訪問日本或關東洲租借地，將會招致各種質疑，造成負面影響，因此，他始終堅持反對的立場。後來，溥儀選擇移居天津日本租界，基本上取決於幣原喜重郎的建議。再者，從日本公使館到天津日本租界的路程簡單而且風險較低，也因日本華北駐屯軍駐紮在天津，天津日本租界基本上能確保安全，因此日方支持溥儀定居天津租界。

林亨芬博士後研究員發表的論文是〈日本出兵西伯利亞期間與北滿馬賊的接觸、衝突及強權政治〉。她認為歷來日人在滿洲地區不乏受到馬賊騷擾、危害情形，惟相較於關東都督府於南滿建立的軍警系統，1917年以前日本政府對北滿馬賊關注不多，遇事故時多循外交管道解決。1918至1922年出兵行動，可說是開啟日本政府（特別是軍方）與北滿馬賊接觸之契機。在此期間，日軍一方面利用馬賊問題指責中方護路不力，作為合理化駐軍、爭奪中東鐵道守備權的事由，另一方面則透過調查掌握馬賊的動向、檢討中國取締問題。

第六場次、「大國強權政治下的武力對抗與權力均勢（二）：冷戰的醞釀與氛圍」莫斯科大學歷史系黃家廉博士候選人討論從雅爾達會議到1946年蘇軍撤退之中蘇美「東北議題」處理。輔仁大學歷史系陳立樵副教授探究冷戰氛圍之下中華民國與伊朗外交關係的維持與挑戰。金門大學建築系袁興言副教授則分析台海外島地區在冷戰中的地位。

黃家廉博士候選人發表的論文題目是〈強權開惠與中國維民的糾結：從1945年中國接收東北受挫看新舊外交的體現〉。黃家廉認為中華民國收復東北的工作係為了確保東北主權、領土和行政的完整，也就是追求國家尊嚴的體現，尤其是運兵進入東北係協助行營收復東北的主要辦法，但是此舉牽涉蘇聯在東北的國家安全政策，使得收復過程並不如預期順利。蘇聯自蘇軍入東北開始，對東北情勢的判斷就有新的變化，蘇聯必須確保東北為其穩固的勢力範圍，藉蘇軍在東北方便執行符合國家安全的政策。中蘇東北政策的衝突遂反映在東北接收的問題上，中華民國依現實情況以保護國家尊嚴，不得不準備與蘇聯達成妥協—不派重兵進入東北、願意有條件地接受中共分享治理東北的權力，以及加強中蘇東北經濟的合作──確保蘇軍協助行政接收與東北撤退。同時，蘇聯判斷欲確保東北國家安全的穩固，就必須加強與中華民國政治與經濟的合作，特別是經濟方面。雙方遂因此需求促使史達林與蔣經國在莫斯科會談的產生，並且逐步在政治與經濟達成共識。

陳立樵副教授的論文是〈中華民國與伊朗外交關係的維持與挑戰（1957-1971）〉。陳立樵分析中華民國與伊朗自1921年以來建立了友好關係，可是兩方都經歷過相當多的動盪，以致於進入了冷戰時期後，兩者的友好關係固然尚存，但本身立場與面臨的狀況確實有相當大的不同，例如對於國際上共產主義勢力的態度不同、國家所處的區域情勢不同。可從中得知，中華民國採取的是不與共產勢力妥協的反共路線，而伊朗走的是致力於遊走美蘇之間的中立自主路線。在冷戰時期國際間環境急遽變化之際，使得中華民國更加反共而伊朗更要自主，最終走到了必須斷交的時刻。中華民國與伊朗的作法都沒有問題，都是基於各自的利益考量而作決定。伊朗與中共建交，中華民國當然覺得受到挫折，可是放在國際局勢的發展面向來看，僅是從古至今國際社會之間，其中一個盟友取捨的例子罷了。

袁興言副教授的論文是〈冷戰中的燈塔：以台海外島地區為例〉。他選擇冷戰時期的台海外島地區燈塔為範圍，探討大國裂解與長期武裝衝突因素，對於特定地區公共建築及其原本的公共服務所帶來的歷史影響。簡單來看，燈塔燈光在冷戰時期的變化，受到國家內部兩個公部門的影響：原本的海關繼續維持專業傳統，是定數；新介入的軍方，則是變數。若更細密的觀察各個個案，這些影響可能隨部門立場而異，如國府海軍、陸軍與海關，或牽涉到國際因素的美軍援顧問團及反共救國軍等。

在論文發表場次中，大會又穿插安排了一場新書座談會，邀請三位學者，透過其新編撰的專書與史料，暢談「外交史研究新史料與新趨勢」。王文隆副教授介紹其主編的新書《中國遠征軍與國際關係》（臺北：政大出版社，2021），由蕭李居、許峰源、蕭道中、應俊豪、王文隆等人共同撰寫而成，該書大量使用中外第一手史料，是國內研究抗戰時間中國遠征軍與國際互動的最新力作。許峰源研究員介紹其主編的史料彙編《民國時期南海主權爭議：海事建設》（臺北：民國歷史文化學社有限公司，2021），共兩冊。此彙編以南海諸島的海事建設為主軸，收集各類檔案資料，可以清楚觀察到清政府、北京政府與國民政府經營南海主權的實際樣貌，以及不同階段所面臨的內外挑戰。陳立樵副教授則介紹由其近年專欄文章集結出版的新書《縱觀百年西亞：從阿以衝突、庫德族到伊朗核協議，歷史糾葛與當代議題》（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20）。該書強調我們不該再用去脈絡化的西方主流眼光看待中東，相反的，建構西亞視角，回顧歷史，才能釐清衝突根源，通盤理解局勢。

由中研院近史所張力研究員主持，三位發表人闡述近期出版的史料彙編或專書。

許峰源研究員主編《民國時期南海主權爭議：海事建設》。

王文隆教授主編《中國遠征軍與國際關係》，本書各章節作者如簡報所示。

陳立樵教授專著《縱觀百年西亞：從阿以衝突、庫德族到伊朗核協議，歷史糾葛與當代議題》。

大會的尾聲，在閉幕式暨總結討論的時候，由研究團隊現任執行秘書應俊豪教授主持，並由中研院近史所兼任研究員張力教授、政大歷史系廖敏淑副教授擔任引談人。張力教授自研究團隊成立伊始，每年均固定參與研討會的討論，他相當肯定研究團隊在開發新議題的貢獻，也期勉成員繼續朝著多元視角邁進。廖敏淑教授這幾年也積極參與並協助研究團隊的工作，她提醒在研究近代外交史時，應多注意中國自有的國際秩序，與西方之間的異同。此外，與會的中研院近史所兼任研究員張啟雄教授、副研究員許文堂教授則建議應盡量將國際法的概念引進外交史的研究之中。

由兩天會期全程參與的三位老師共同與談，右起海大海文所應俊豪教授，同時也是研究團隊的執行秘書；中研院近史所張力研究員、政大歷史廖敏淑教授。

對兩天的會議內容，以及團隊成員投入外交史研究的治史心得進行交流。

會眾交流討論之一。圖中提問者為國家圖書館漢學研究中心學術交流組黃文德組長。

會眾交流討論之二。圖中提問者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人員張曉筠博士。

總結來說，雖受疫情影響，報名人數僅開放約20餘人，但研究團隊成員以及外聘的主持人與其他學者等亦近約30人，共計大約有近50人參與會議，各場次發表、座談與總結討論均相當熱絡。

第一天會期學人合影。第一排右起：政大歷史惠民教授、國防大學譚桂戀教授、師大歷史吳翎君教授、中研院近史所張力研究員、檔管局許峰源研究員、政大歷史劉維開教授。

第二天與會學人合影。第一排右起：中研院近史所張啟雄研究員、輔大歷史陳立樵教授、中研院近史所張力研究員、政大歷史廖敏淑教授、輔大歷史研究生吳昱佑。外交史研究的新血與舊識，在兩天會期內對新舊外交的變奏交換研究所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