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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位置 首頁 > 現代中國的形塑研究計畫> 中國認同與現代國家的形成> 學術活動> 「媒介・話語・認同:自我與他者的多重形構」工作坊會議報導
計畫簡介成員介紹學術活動
中國認同與現代國家的形成


「媒介・話語・認同:自我與他者的多重形構」工作坊會議報導
2017-11-09
在2016年10月19日下午, 「中國認同與現代國家的形成」計畫團隊假政治 大學社會科學資料中心舉辦「現代中國的形塑計畫:中國認同與現代國家的 形成」計畫總成果展——「媒介・話語・認同:自我與他者的多重形構」工作 坊,展現五年來所積累的學術能量與重要成果。

 

    「中國認同與現代國家的形成」係屬台灣教育部邁向頂尖大學計畫:「現代中國的形塑」項下所屬九個計畫之一。本計劃是由政治大學中文系講座教授金觀濤與政治大學中文系教授鄭文惠共同主持,團隊成員包含蔡欣欣、侯雅文、周志煌、楊瑞松、潘光哲、劉青峰、顏健富、潘少瑜、許暉林、鄭怡庭、黃儀冠、蔡祝青、陳碩文與邱偉雲等。本計劃至2016年屆滿五年,曾舉辦近三十場系列講座與工作坊,邀請國際重量級學者瓦格納、梅嘉樂、季家珍、胡志德等講座;舉辦「近代東亞的觀念變遷與認同形塑」、「現代中國的形塑:身體、國體與節慶、文體」、「研究用コーパスとディジタル人文研究:東アジア近現代観念の変遷と形成」和「語言的權力,權力的語言:概念/觀念史圖像中的文學、政治與歷史」等國際研討會。在2016年10月19日下午,假政治大學社會科學資料中心舉辦「現代中國的形塑計畫:中國認同與現代國家的形成」計畫總成果展——「媒介・話語・認同:自我與他者的多重形構」工作坊,展現五年來所積累的學術能量與重要成果。

    本計劃主要在探討現代中國的形塑過程中,民族國家觀念與國族/文化認同所涉及符號、媒介與再現等議題。自2011年創始,計畫項下分「語言建構與國族認同」、「翻譯現代性」、「國體、身體與文體」三大領域,於2014年又加入「數位人文」領域,結合理論模型、數據庫方法、跨領域研究、觀念史研究之理論、實證兼具之研究取向,刻劃出中國近現代民族國家觀念的變遷與現代中國認同的形塑與轉型歷程。本次「媒介・話語・認同:自我與他者的多重形構」工作坊亦是以四大領域為主軸,分成「觀念・話語・事件・行動:語言革命與國族認同的數位人文研究」、「媒介・話語・認同:身體∕國體∕文體的文化考掘學」、「自我與他者:翻譯現代性與跨語際實踐」與「想像中國/臺灣/香港——主體認同與現代性的文化操演」四個場次,具體邀請團隊成員與一直以來與本團隊保持密切互動的學者發表十一篇研究成果。

第一場次「觀念・話語・事件・行動:語言革命與國族認同的數位人文研究」由政治大學統計系教授余清祥、清華大學中文系專案助理教授何立行、政治大學中文系教授鄭文惠與捷克科學院亞非研究所研究員路丹妮(Táňa Dluhošová)共同發表,並由中央研究院近史所副研究員張哲嘉主持。首先是余清祥與何立行兩位教授共同發表的“From Language Revolution to Revolutionary Language”。在五四白話文運動以前,文言文一直作為文人標準與流通的書寫語言;而從文言文至白話文的書寫觀念轉向,1915年由陳獨秀創辦的《新青年》雜誌則扮演不容忽視的角色,本文即是以統計和數位方法分析《新青年》,觀察其中重要的變遷。在《新青年》前幾期,知識分子對白話文之提倡,是為「語言的革命」;而從第8期到第11期,則可見到知識圈受到蘇維埃社會主義的影響,多種蘇維埃式的語言與政治術語,余清祥與何立行兩位教授則評估為「革命的語言」。從統計學上的探索性數據分析(Exploratory Data Analysis,EDA)與文字雲看(word cloud)來看,《新青年》的原始數據勾勒出前期的主要觀念有「社會」、「政府」與「國家」,後期則是「社會」、「勞動」、「我們」、「階級」等。伴隨著此種轉向,如再以詞語分布(distribution of words)和功能詞(functional words)為線索, 可發現「矣、乎、焉、歟、哉、耳、豈、之、乃、無」等文言文特徵的虛詞,也可見到「的、是、們、個、了、和、麼、著、嗎」開始出現。如再將《新青年》在對比於中國《人民日報》,也可以看見兩者在政治術語與語句的史上有高度的相似性,有別於臺灣《聯合報》的特徵,依靠統計學與數位人文的方法,建構出報刊、語言與政治思潮之間不同的模型。鄭文惠教授所發表的〈從「概念」到「概念群」:《新民叢報》中「國家」與「教育」觀念的互動與形塑〉則以《新民叢報》 為主,以PAT-Tree技術對《新民叢報》進行4,172例「國家」語料的切詞工作,明確可見《新民叢報》中「國家」與「教育」存在極為重要的關係。此外,本文亦採用CUSUM(Cumulative proportion chart over period)計算,製作這些共現觀念之歷年共現比例累加圖,進行分群工作,將與「國家/教育」共現的眾多詞叢加以聚落區分,從巨量資料中,過濾出重要的概念分群結構,以考掘「國家」觀念不同的思想斷面,認為在晚清到民初的國家/教育論述中,無論立場、主張,國家為了民族可以施展至高無上的權力,以國家教育強行介入,在形塑國民性的同時,也限制了自由,限制了人民的發展。國家教育作為一個宰制與規訓人民的權力機制,在近代中國教育現代化的歷程中,並未朝向教育自由性與正面性的方向發展。路丹妮教授的〈文學社會學與數位人文:以戰後初期台灣文學為案例分析〉,亦是針對47種臺灣戰後初期的期刊(包含雜誌和副刊),採用語言學證據和社會網絡分析等數位人文方法,按出版模式,辨認了五個臺灣戰後初期的行動者群體以及文學場域重要位置,更可以見到作家的省籍、政治傾向和文學風格,而描述這幾個位置的特色。路丹妮教授所運用的數位方法,包含:一、以出版模式辨認行動者群體(群聚分布),在共計四千七百多名投稿者,篩選出「至少於一本以上刊物發表、出版」之投稿者為主要分析對象,共計563名投稿者;二、以意識形態傾向辨認行動者群體,利用定量和定性語料庫語言學方法,辨認戰後初期獨特的、代表政治意義的關鍵字;三、以群體傳記學(prosopography)找出某一個群體所共享的身分,如教育程度、出身背景乃至宗教信仰等,藉此對社會現象進行分析。

第二場次「媒介・話語・認同:身體/國體/文體的文化考掘學」由政治大學歷史系副教授兼系主任楊瑞松和彰化師範大學國文系副教授黃儀冠發表,並由臺灣大學中文系教授梅家玲主持。楊瑞松教授〈從「眠獅」到「睡獅」: 梁啟超睡獅說淵源新論〉一文,認為梁啟超在1899年間所撰寫的〈動物談〉和〈瓜分危言〉,運用「獅子」符號來對應所謂佛蘭金仙(怪物)之由,是汲取日本思想文化的資源,從而締造出影響深遠的近代中國國族的想像符號。從政治史和大歷史發展的角度而言,十九世紀末的近代中國可謂動盪不安,失敗的維新運動和接踵而來的八國聯軍等動亂,成了標示此時期的鮮明歷史事件。此時亦是許多影響深遠的思想文化變革取得重大發展的關鍵時期,明治日本的思想文化也因為近代中國的知識份子危機意識昇高,在苦思突破傳統思維框架的情況下,成為近代中國思想文化界學習借鏡的重要思想資源。梁啟超意外地從日本思想文化界(事實上在日本並非是廣為流傳的說法),得到所謂「曾紀澤以眠獅比喻中國」的想法,從而開啟了他創作〈動物談〉中「睡獅」形象的論述。本文所探討的歷史現象,除了彰顯中國從傳統邁向現代世界的進程中,各種跨語境傳播和跨文化思想的重要影響外,並也更進一步地顯現近代中日思想文化圈的密切關連性,從而深切反思近代中國形塑過程中的複雜多元樣貌。黃儀冠教授的〈女體與國體之互文—論嚴歌苓小說與電影改編之性別與國族〉以長期關注女性主體性問題,描繪女性經驗、身體與慾望等的嚴歌苓為主要對象,觀察《天浴》、《金陵十三釵》兩部被改編為電影的嚴歌苓小說,試圖探析性別與國族之間的關係及其互喻的意涵。本文認為〈天浴〉文本與影像以一位純真少女的身體作為文革政治鬥爭的獻祭,透過身體殘缺的老金喻示文化大革命中邊緣族群「被去勢」的情境。性別與殘缺的身體象徵文革時期殘酷的黑暗面與性別權力之糾葛,當小說以兩個角色的內心話語貫穿文本時,電影則更強化文革政治面,更為張顯女性身體性政治,由青春純真如何受男性權力支配擺布,因而沈淪,最後以隱含西藏民俗天葬意涵的天浴雪景,讓男女主角獲得救贖。〈金陵十三釵〉小說以女性身體經驗和南京大屠殺歷史事件交錯,以女性視角開展其敘事,南京所蘊含的文化意涵,突顯出秦淮河女子與紅樓女子(金陵十二釵)所隱含之女性命運,後設而複雜的敘事聲音強化歷史見證的反省及沈痛。轉化為電影影像之後不僅聚焦於女性視角,同時以英雄式成長歷程強化中國戰士的英勇,美國人的國際人道救援,以及女性的受難犧牲。在商業機制操作及好萊塢特效團隊合作。男性凝視觀點仍將女性身體慾望化客體化,也不免削弱原著女性發聲力道,同時落入消費女性身體與東方化奇觀的視域中。

第三場次的「自我與他者:翻譯現代性與跨語際實踐」,由臺灣大學中文系副教授潘少瑜、中興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陳碩文、羅馬大學東方系副教授費琳(Federica Casalin)、清華大學中文系副教授顏健富發表,並由中央研究院歐美所特聘研究員單德興主持。潘少瑜教授〈抒情的技藝:清末民初的情書翻譯與寫作〉以清末民初翻譯言情小說和歐洲名人情書作為研究對象,分析譯者如何挪用中國文學傳統,創造新穎的親暱語彙,並將西方的婚戀觀帶入中國;並考察1910到1930年代「情書熱」之現象,論述鴛鴦蝴蝶派和五四作家迥異的情書寫作策略與文學傳承淵源,如何影響到實際的情書寫作,使得此種抒情技藝的面貌更為複雜多變。晚清大量的西方言情小說和情書的翻譯,激發了中國作家的寫作靈感,加上傳統言情尺牘的影響和轉化、「類書信體」小說如《雪鴻淚史》的出現,以及將戀愛視為展現個人主體及自由表徵的時代風氣之推波助瀾,引發1910至1930年代的情書創作及出版風潮。在傳統到現代的轉型中,情書此一特殊文類一方面由文學典範的因襲走向抒情自我的表彰,另一方面由知識階層的文字遊戲走向平民大眾的日常實踐,情書寫作逐漸成為自由戀愛風氣中的普遍現象,具有其實用目的與功能。儘管晚清譯者如林紓、雲間樂、梁溪雪等人使用文言文進行翻譯,卻在譯文中創造了新的稱謂、句型,甚至引進了前衛的婚戀觀念,對於新世代的影響甚鉅。而鴛鴦蝴蝶派作家將傳統言情尺牘的風格和新式語彙及觀念相互結合,在繼承古典之時,亦開創中西兼容之文學趣味;而五四作家則使用激情大膽的詞語來表達他們的真心,使得讀者在深受震撼之餘,獲得移情想像的滿足,豐富了中國抒情傳統的多重面向,融入了大眾的日常生活,也在近現代「情」的啟蒙歷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陳碩文〈自我與他者:翻譯現代性與跨語際實踐〉則回顧過去的翻譯研究,歸納出對文本忠實翻譯與否的考察,與對翻譯的脈絡與文本進行宏觀考察、微觀探索的轉變等幾種研究範式,再提出跨文化、跨文類的考察、上海法文報刊的梳理、法語語系研究等研究方法。目前學界除了晚清翻譯活動研究外,民國時期的翻譯文學也受到重視,而釐清轉譯始末、結合外部研究、脈絡化閱讀,與對特定譯者與譯本的個案研究,則成為進一步研究的焦點。過去陳碩文教授的研究在於上海的唯美派:林微音及《馬斑小姐》與《毒蛇圈》的跨國行旅,而陳碩文教授也提到在未來可以再對晚清民初法國文學翻譯研究進行整理,包括將時代擴及晚清到現當代,研究對象包含思潮、詩、小說、戲劇等,提出特定作者/譯者群包含陳季同、林紓、曾樸、伍光建、李劼人,甚至是勤工儉學運動、中法大學等的重要性,當中文人交往的考察如戴望舒與艾田浦(Rene Etiemble)亦不可忽視。費琳教授的〈梁啓超與瑪志尼:瑪志尼〈少年意大利會約〉譯文初探〉則是希望在現有對晚清文獻中的瑪志尼形象進一步推進,利用政治大學《中國近現代思想及文學史專業數據庫(1830-1930)》分析瑪志尼對梁啓超思想所產生的影響。本文對比分析瑪志尼的原文與《新民叢报》所刊登的譯文〈少年意大利會約〉,觀察瑪志尼與少年意大利會所提出的「自由」、「平等」、「博愛」、「獨立」、「統一」,以及該會所反映的社會現狀:統一當時處於分裂的義大利半島,建立一個獨立統一的共和國,如何影響到梁啟超論述建國的方法。當中不可忽視的,是費琳教授重估瑪志尼的「革命」一詞,其實更貼近中國「起義」之意,瑪志尼認為義大利當時小王國的人民應該「起義」來丟棄現有的政府。「起義」之後,義大利才能統一;統一之後才能進行革命。在瑪志尼的思想中,「起義」(insurrection)與「革命」(revolution)不同,是先有「起義」,後有「革命」,兩階段明確區分:先有武裝的起義(造反/反抗)反對任何種族的壓迫;而革命是一種和平的階段來執行民族團結的公約。而在1902年,「革命」這個詞使民眾精神深受震撼,以致於梁啟超說道:「幾年前,大多數人都聽到『民權』一詞就嚇壞了。但是當『革命』這個詞開始傳播時,他們不再為‘民權’擔心而為『革命』擔心。」從1898年梁啟超流亡日本到1903年初,在其創辦的《清議報》、《新民叢報》皆可見梁氏上鼓吹「破壞主義」,但實際上卻近於瑪志尼的「起義」觀念。晚清中國報刊正處於發展階段,各報刊闢時事專欄、地理專欄、各國近事等,產生文化全球性流動的現象,而顏健富教授的〈晚清翻譯:立溫斯敦的非洲探勘記〉觀察晚清Missionary Travels and Researches in South Africa如何被譯成《黑蠻風土記》,並在其中抽離原文的Missionary 與Research性質,滲入中國譯者的話語,探索譯本發生的語境與其所反映的內涵,並且重塑十九、二十世紀之交中國文化界對於立溫斯敦其人其事的接受與傳播概況。顏教授提出「異國形象學」一詞,認為譯本對非洲異國的塑造並非「現實的複製品」,卻是對「一個集體思想中的在場成分的描述」、「按照注視者文化中的模式、程序而重組、重寫的,這些模式和程式均先存於形象」,譯本的以國勢「強弱」為依據,誇大/簡化「文明與野蠻」、「進步與落後」等差序,批判原文中「敗火鎗」、「販人陋俗」、「開撒紀游」、「黨人違教」、「要索」,呈現立溫斯敦遭當地汽婆黨(Chiboque)的敲詐勒索的慘況。譯者以遠超出原著的批判語調,譴責汽婆黨的行徑,忽略原著反思外來販奴商養成當地人賄賂、敲詐等行徑的根本之因,聚焦於各種衝突場合,如汽婆黨持著火鎗「圍余於行帳中」,「有執火鎗者五人當前道,若有衝鋒陷陣之勇」。 以渲染虛構的手法,深化愚昧、落後、神秘的人體標籤:「此舉止貪鄙猥褻極矣,猶於人前假禮貌之迹,申往來之誼,謂可以脫騙,上國之人多見其不知量也」、「其人貌獰惡,獐頭鼠目」、「若夫鬼蜮伎倆,余既知之,爾何必以甘言餂我」、「黑膚膩皮,塗泥燥裂,余諦視之,狀如鬼怪。」除此譯本之外,就「冒險」脈絡而言,時人將立溫斯敦探入非洲的事蹟與探勘新大陸的航海家哥倫布、繞行地球的麥哲倫、登陸澳洲的伋頓等人相提並論,如梁啟超〈張博望班定遠合傳〉便將漢代出使西域的張騫與班超置入西方探險家的系譜。各作者因不同的訴求而對立溫斯敦有所取捨與偏重,從傳教士、冒險家、探勘家、醫生、禁奴者、教化者等,實也反映中國文化情境的需求與期許。整體而言,從最初的消息報導進展到長篇闊論的說明、從議論文章的事蹟說明發展到小說文體的敘事展演、從立溫斯敦的非洲探勘記的翻譯演進為立溫斯敦傳記之翻譯,反映「立溫斯敦」在中國文化界逐步傳播的趨勢。

第四場次「想像中國/臺灣/香港──主體認同與現代性的文化操演」由臺灣大學臺文所教授兼所長黃美娥與香港教育大學講座教授陳國球發表,並由政治大學講座教授陳芳明主持。黃美娥教授〈當台灣遇上中國:從「國語運動」到「通俗小說」的語文重構和創作實踐(1945-1949)〉一文,首先拋出了幾個疑問:戰後初期臺灣文學如何回應百姓文化啟蒙問題以及國家建國大業,並為此做出貢獻?其與三民主義、民族國家、社會家庭關係如何?如何展現相應的思考?面對此問題,本文以「通俗小說」為考察對象,舉吳漫沙、林萬生與鄭坤五作品為例,認為相關小說背景和人物故事,主要透過三種社會時空模式來進行,包括:日治時代的臺灣、軍閥割據的中國、光復時期的臺灣,多元背景顯示了戰後初期臺灣有關現代「中國」國家想像與國體建立的曲折摸索過程。而言情作品蘊含豐富愛情敘事,實與性別權力、家庭倫理密切相關,且小說所致力追求的現代個人情感自由和主體形塑,更往往牽涉社會變遷、國家意識形態,故處處可見後殖民與現代性相互糾纏的現象,以及戰前/戰後、日本/中國、臺灣/內地文化視野相互比較的書寫情形,而這正是戰後初期臺灣殖民遺緒的清理與現代性生成建構的起點。本文關注戰後初期臺灣通俗言情小說的時代意義,及其與臺灣社會的互文關係。文中主要從後殖民與現代性兩個面向著眼,其中牽涉了戰後想要肅清殖民文化的努力,以及和新中國歷史記憶的稼接,對光復初期臺灣現況的反思。研究文本雖均與愛情有關,但在談論愛情時,多會牽涉到社會因素、民族因素與國家因素,且往往比兩性情感更重要,藉此可以觀察到戰後初期臺灣通俗言情小說的特色,以及與戰前創作之異同。若干文本出現的個人愛情的失戀療救,其實不是純粹依靠個人心理治療,而更積極的動力,則是需要改善社會體制或國家問題。亦即,戰後初期臺灣通俗言情小說,相關創作宗旨,無寧更在於披露什麼才是讓愛情真正得以實踐的社會條件。陳國球教授的〈文學史的主體認同:從「文學史上的失踪者」鷗外鷗說起〉,則是研究被好幾位評論家評為「文學史上的失踪者」鷗外鷗(1911-1995)。陳國球教授,過去主流的中國現代文學史的確對鷗外鷗有所忽略,作品因戰亂而流通不廣固然是其中因素,但更重要的他的詩風之卓爾不群,自成一格,未有詩派群體的協同力量以形成運動風潮,左右文壇的走向。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以香港和廣州作為主要詩歌生活空間的鷗外鷗,是當時一位既革命、又前衛的重要詩人。他的詩歌創作與理念,自有其「現代性」,與同期以上海《現代》雜誌為基地的「現代派」詩人取向不同。他在1937年《廣州詩壇》第一卷第三期發表了一篇戰鬥格的長文:〈搬戴望舒們進殮房〉,猛烈批評卞之琳、施蟄存、玲君、金克木、侯汝華、陳江帆、南星等「戴望舒們」,尤其不滿戴望舒的「純詩」觀點。當現代漢詩在浪漫主義風潮之後,現代主義詩人對「情感」的表達非常克制,害怕「濫情」,以及反對「感傷主義」(sentimentalism),鷗外鷗的詩學卻在激越的情緒中宣示前衛的「現代性」,其美學的關懷與革命想像不斷協商。而陳國球教授也提出,觀察鷗外歐如何與重視「純詩」的現代詩潮如何對壘,都是現代漢詩詩學發展的重要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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