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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


「蔣中正先生講座」系列一吳景平教授演講紀實
2016-02-19
吳景平教授為著名之中國近代史專家,現為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復旦 大學中國金融史研究中心主任、復旦大學近代中國人物與檔案文獻研究中 心主任、復旦大學校務委員,並擔任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歷史學科評議組成 員、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評審專家、上海市人大代表等職務,在大陸歷史學 界為一方之重。本次特邀請吳景平教授,擔任103年度「蔣中正先生講 座」系列的第一位講者,於政治大學歷史學系,論「蔣介石與金圓券發 行」,以饗學界。

時間:103年5月22日

地點:政治大學季陶樓340423會議室



金圓券的發行,是源自於1948年8月19日,蔣介石以總統的名義來頒發的「財政經濟緊急處分令」,同時停止發行法幣,並公布了「金圓券發行法」。如果我們說,從到那個時候為止的國民黨政權在大陸的歷史時刻,有所謂國家元首,而且是從總統這樣高的層次來對貨幣制度的改革,我想這個重視程度是最高的。這個法令的主要內容,就是指稱我們今天以往用的貨幣,包含法幣和東北的東北流通券,都將被一種新的貨幣,叫作「金圓券」來取代。而其替換的匯兌原則,就是法幣300萬元可換金圓券1元,東北流通券是30萬元換金圓券1元,限期1948年12月20日以前,收兌已發行的法幣及東北流通券,在此限期前法幣及東北流通券,則按照上列摺合率流通行使。所以是在制度層面上先必要取代舊幣,但是他接下來一條規定,非常值得我們關注,就是要收兌人民所持有的,而且是合法持有的黃金、白銀,和其他像外匯、銀幣等等,凡私人持有者,限於9月30日前收兌成金圓券,違者沒收。另外,不僅是國內的法幣政策,在海外的外匯置產,還要去進行登記、進行管理,在美國的這個中國人的外匯資產,就要求你在指定的時期內,向央行或是央行委託的中行在美國的機構,需要把你這個申報拿回來清謄一下,移轉到銀行,這樣去做管制。簡單來說,整個法令的核心理念,就是要想把一個財經的基本秩序,能夠控制在8月19號這一天。在歷史上有人稱之為「八一九防線」,現有財經方面的議題,比如說工資、物價,以及其他相應的經濟數據,以前混亂歸混亂,到這一天不能再動了,要重新施行新的幣制政策。

接下來要談金圓券的作用,最初蔣介石的想法還是比較新的,他在南京召集了金融界的代表,尤其對上海金融界的這些代表明示收兌金融外匯,他要將外匯移交到央行,不受到上海金融界的干預。最初情勢非常好,一個禮拜之內,非常踴躍,大家把金融外匯拿到各家銀行去兌換。上海央行一地只有三百萬,所以蔣介石馬上跑到上海市宣揚,然而人民對政府的仍然信用不足。甚至當面他還說,我們這天裡面就可以設兌,他們資料不齊,確實我們知道,在沒有碰到狀況前,完全便利。當然,不同的地區有個別的狀況。華北是華北,上海是上海,廣州又和香港相連,走私的情況也是非常嚴重。然後內地的情況又不同,比如各地方怎麼把金銀收回來,收回來又作什麼?收回後可不可以公開宣布我們要運到南京去,或者是運到上海或怎麼樣?每個地方都有當地的巧思。但是地方上全都認為這件事,蔣介石匆忙的去宣布,希望都能夠在當地做,但是對蔣介石而言,認為中央財政,這些資源必須集中,絕不能放在各地;後來我們知道,只有香港就是針對以後做主要的集中地,及早集中,排除阻力的集中,最後運到了臺灣來。

從後來的研究資料可以看出,這個方案蔣介石幾乎是親自坐鎮督導。這一次蔣介石確實是親身參與,三年多後,後來失敗,在當年年末的中央政治會議上,有的與會者在會議中說,時任行政院院長的翁文灝連這個方案的全文都沒有,就要大家不要太魯莽,不具任何的說服力,所以認為我們不能用中政會議上通過。蔣介石也說,那就讓當過財政部長、中央銀行總裁俞鴻鈞來做,去擬定關於幣制改革的方案。俞鴻鈞他在上海市市長任內,1937年11月,上海市政府退出大上海宣言、聲明是他的聲明。然後他長期跟著孔祥熙,後來孔祥熙倒台以後,也不留情面,對孔祥熙的情形調查很清楚,俞鴻鈞可說在香港作為蔣介石的執行人,換句話說就是由市長來充作部長。

另一方面,前後兩任的行政院長宋子文跟汪精衛,其怎麼想的都不得而知,他們兩位一樣是頭腦比較清晰,也是感到這樣一個大的改革,究竟需要什麼條件,需要更審慎的思考。出身銀行界的張嘉璈,長期在金融界、銀行界從業,看待這個計畫,他應該很清楚,北洋時候的停兌令頒發以後,他是在上海,他和宋子文去確定,為什麼我不要維持兌現。這時候一種貨幣,從歷史上是可以兌現,然而現在卻說變成一張紙了,這後果會是什麼他相當清楚。發行法幣雖然不能兌現,還是能換外匯,然而現在卻是計畫要收回,這個能推行嗎?所以我認為張嘉璈是雖然允諾了這個方案,但是卻不太積極處理。

在30年代,尤其是抗戰爆發前、抗戰爆發之初,以及之後的,這樣一個大的國民黨政權、國民政府決策中,蔣介石做到了最高的執政者,並且持續到最後。因此,甚這有的時候變成唯一的決策者。雖然在名義上,把五院作為是各院互相制衡的機制;然後各院還有下一層的機構,各機構之間也是互相制衡。但是我們可以看到,實際上在1935年的幣制改革以前,當改革的時候,整個行政、軍事、警方體系,都曾經打電報給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也就是蔣介石請示,沒有人打給孔祥熙、汪精衛。蔣介石也是直接告訴孔祥熙,身為財政部你該怎麼做,然後說回歸地方。到了抗戰爆發之初,包括最高會議主席的紀錄、最高委員會的紀錄,中央交農的四行代表,分別是孔祥熙代表央行(中央銀行)、宋子文代表中行(中國銀行)、錢新之代表交行(交通銀行)、蔣介石代表農行(中國農業銀行)。雖說蔣介石是農行理事長,但任誰都知道他不只是農行代表,他是一個最高層級的決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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