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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年


「蔣中正先生講座」系列五山田辰雄教授演講紀實
2014-03-27
本次「中正先生講座」邀請到山田教授在國史館與輔仁大學,分別以〈1923年蔣介石 蘇聯訪問〉和〈蔣介石的日本留學〉為題進行演講,分享長年的研究心得。

一、〈1923年蔣介石蘇聯訪問〉演講紀實

首先,要先講蔣介石研究的新的情況。今年以來,關於蔣介石的研究正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在完整民主化以後的台灣,關於蔣介石和國民黨的研究進入了一個自由化的階段,與此同時,對蔣介石、國民黨的評價也被相對化了。在中國,隨著中華民國史的研究不斷深入,出現了中心評價,第一次國共合作和抗日戰爭時期的蔣介石和國民黨的左右的趨向,日本也有出現關於蔣介石在民國史當中所處的地位的轉動,我們在日本組織了日本蔣介石研究會,自己出版了三本書,我的memo,我也出了一本書,還是資料方面的,叫做《蔣介石研究─政治‧戰爭‧日本》。隨著新的資料公開,有很多關於國民黨的資料,特別值得重視的是在美國史丹佛大學所保證的蔣介石日記,再加上共產國際有關中國的資料也公開了這些資料,大部分是從中文翻譯過來。

蔣介石他是近代中國的專制領導者,在他的宣言中,他跟全世界的國家有了關係。各個國家自己有關蔣介石的資料,蔣介石和日本的關係是特別密切的,所以在這方面日本的研究也可以對全世界的蔣介石研究做出貢獻。今天的演講主要就是根據1930年蔣介石的日記。有關蔣介石1930年的日記,我花了四年的時間來研究,主要基於1956年出版的蔣介石在中國的這本書,考慮到這書出版的背景,蔣介石和國民黨在台灣反共的態度最強的時候,蔣介石從戒嚴的立場說明了過去四年換文的事實。到了現在我們要比較,日記的事實和書的內容,在他的日記和後來的說明裡是有區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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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介石1923年訪問蘇聯發展以下的問題,所以主要資料是基於他的1930年的日誌,關於這個問題,從現有的研究中,以下三點:西北計畫,所謂的反共的問題,第三是蔣介石研究的蘇聯社會主義,由於蔣介石與蘇聯的最初的目標不變,西北計畫沒有實現。但是在兩者的交涉過程中,可以明顯看出蔣介石十分重視,包括西北計畫在內的,中國國民黨軍事行動,我指出了蔣介石訪問蘇聯期間,所感受到的六點原因,第一是蘇聯方面沒有和國民黨有長期合作的意圖,第二是蒙古為焦點的民族主義問題,第三是中國共產黨答應了蘇聯與日後詐敗,第四是共產國際對中國問題的評價,第五是蘇聯政治體制的創造性,第六是訪問蘇聯代表的多元的內部對立。
 
為了解決上述的問題,我考證、分析了蔣介石日記,它詮釋蒙古的歸屬問題和蘇聯產生了對立,另外,蔣介石對中國共產黨對蘇聯代表內部的影響、蘇聯官僚流露出的不滿,特別是為了共產國際關於中國問題的決議,蔣介石與蘇聯共產國際之間,在軍事行動的重要性、蒙古獨立、國民黨於中國革命中得指導權等等方面,明顯存在著意見的分歧。可是在另一方面,蔣介石對許多蘇聯領導人表示好感,並給予高的評價。儘管存在著喪失的問題,他還是希望國民黨代表與蘇聯加強合作,而且沒有馬上形成後來那樣的反共立場。這樣的態度,對隨即而來的第一次國共合作是有關係的,蔣介石對蘇聯的感情和對蘇聯的觀察必須要透過他對蘇聯社會主義宣傳的評價來進行,包含從俄國革命勝利的原因,蘇聯社會的組織用心,正是較有方針的生活中的方面,幫到了當時蔣介石對蘇聯社會主義的看法,也就是他對蘇聯社會主義的評價,大抵上是積極肯定的。
 
二、〈蔣介石的日本留學〉演講紀實
 
年輕時期的蔣介石,曾於1906年4月到1911年10月間到日本留學,此乃眾所周知的事。這一項經驗對他後來的政治領導與政治思想,產生了很大的影響。蔣介石一生中曾一再談到此一經驗,而且許多研究者也證實此一事實。
 
然而問題不只是這樣。蔣介石的留日經驗並不是單一的孤立事情,我們也有必要來持續注意考察他與日本接觸的條件方法,以及他與諸如蘇聯、英國與美國等國家接觸的條件方法。透過這樣的研究,具有讓蔣介石留日經驗橫向擴展的功能。還有,蔣介石的日本留學經驗並不侷限於那個時期,而是要考慮於他生涯中的政治指導與政治思想的關連事物。在此意義下,蔣介石的留日經驗具有縱向的廣度。易言之,這一種觀點是要將蔣介石的日本留學經驗拿到 20 世紀中國政治史中來探究其地位特質。在這裡,我們應該要注意的是,縱使能夠確認蔣介石的日本留學事實,他自己在那時期所談論的事物卻是極度稀少。其留日經驗 大多是他在後來所敘述的。一個人在回憶、談論過去時,通常會強調某些因素而遺漏其他因素。蔣介石後來談論其日本留學經驗以及論述中所產生的論理結構,是由其回想時的環境所決定,若再擴大其範圍的話,就是由其生涯的政治生活與近代中國政治環境所決定。在此意義下,蔣介石的留日經驗實際上是參雜著留日事實、後來所談論的留日經驗以及更進一步對於超過留日時期的整個日本的印象與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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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介石的政治」這樣的文字表達可能有些語意不明。這裡我所要探究的是蔣介石身為中國政治家在處理種種政治問題過程所持的心理與態度。也因此特定的政策、思想與意識型態在此並非分析的對象。這為理解蔣介石、國民黨的個別政策提供了參考架構,而且其中包含著近代中國政治家所具有的普遍性共通要素。蔣介石在1906至1911年間曾兩度留學日本,可以分為清華學校時代、振武學校時代與高田第十三師團野戰砲兵第十九聯隊時代三個時期。後人對於這段時期,蔣介石在日本的行動足跡「事實」並不是很清楚,許多既有的蔣介石留日時代研究,都是以他後來的回憶為基礎寫成,也就是說把「記憶」當成「事實」來處理。然而,「記憶」並不就是「事實」,而是透過「記憶」來選擇的「事實」。也就是說當時的某些面相遭到割捨,而某些則被附加上去,透過「記憶」所選擇的「事實」並非事實本身,而是反映記憶者在那個時期的印象結構。我是從確認留日時代的蔣介石活動事實出發,再重新建構後來他所敘述的留日時代記憶。因此,所述的留日時代足跡與其說是事實本身,無寧是反映了蔣介石對日本及對政治的心理。
 
對照前面所抽出的日本留學期為中心的蔣介石留日體驗記憶來看,記憶並不是敘述所有的留日生活。記憶是對在日本多樣性生活的一種側面性選擇。這裡所指「自強」的態度、指導者相對於人民的知識性與物理性上的優越意識、創造強大中國的欲求及雪恥的意識等,都構成了領導者對民眾實施代行主義指導的一部分。在此意義下,這裡所呈現的蔣介石態度是處於20世紀廣大中國政治之內 的對應位置之上的態度。從以上所看到的論述可以知道那樣,蔣介石直接、間接的日本體驗本身,與其說是他對政治態度的核心,倒不如說具有因應那個時代狀況的手段意義要來得真確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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